高锋:瑞典社民党与民主社会主义

一月 11, 2010 由 taosl
瑞典社民党与民主社会主义
――――2010年1月9日在三味书屋讲话
高锋

能到三味书屋来与诸位朋友见面并交流看法,我十分高兴。

一、 对社民党的不同看法

对 于如何评价社民党和其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在国内外长期来存在严重分歧。马克思、恩格斯都曾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但十月革命后,所有不支持武装革命的社会 党、社民党统统被斯大林打成修正主义、叛徒。甚至我们中央苏区的一些红军战士也受到株连。二次大战中,共产党人和社民党人曾经为反对法西斯并肩战斗,但战 后双方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上争论不休。一方要搞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方要搞议会民主和市场经济,矛盾十分尖锐。毛泽东早就 说过他不喜欢社民党,但邓小平同志却在1986年冷战尚未结束时,对来访的瑞典社民党主席、政府首相卡尔松说,“我们都是左翼”1。在这个期间,中共中央 也确定了“尊重各国社会党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努力”的方针2。但国内不少专家学者仍然坚持斯大林和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对社民党和民主社会 主义的种种偏见。

我在中国驻瑞典使馆工作多年,最近还翻译了瑞典社民党成立后的所有党纲,因此想对社民党及其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谈些个人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瑞典社民党的性质

多 年来国内有些专家一直说瑞典社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或者修正主义政党。虽然我自1980年起就开始独立地研究瑞典经济和瑞典模式,知道社民党党员主要来 自工会会员,在其长期执政期间建立了社会福利,提高了工人阶级地位,为劳动人民做了许多好事,但在如何评价它的性质问题上仍拿不准。这主要是因为该党在其 正式文件,包括党纲党章中很少讲到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直到2002年我看到该党2001年11月新党纲中对马克思的评价时,才最终明确了该党的性质。

(一) 社民党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

这 份社民党现行党纲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的发展模式是一个科学理论。像所有其它科学理论一样,其能否成立也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瑞典“工人运动的意识形态是 其分析社会发展的一个工具,其基础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即对诸如技术、资本积累和劳动组织等因素,即生产力对社会和人们的社会条件具有决定性的认知”3 。其前主席卡尔松2007年2月在新版的《什么是社会民主主义》书中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对社民党人提供了两个重要的分析工具: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关于 劳资矛盾的理论。但重要的是人们应该明白,这仅仅是两个分析和研究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工具,而不是可以提供现成答案的百科全书。”

众所 周知,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核心,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在欧洲许多共产党都数典忘祖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这个由 工人始终占多数的社民党却高高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瑞典工人阶级在社会大变动时期的这种大无畏的和坚定不移的精神是多么可贵啊!

(二)社民党始终是一个工人阶级政党

在 这份社民党现行党纲中,该党还庄严宣布“在资本与劳动的冲突中,社会民主党始终代表劳方的利益。社民党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党,始终是资方 统治经济和社会要求的对手。”4瑞典社民党意识形态专家、党纲委员会前主席考克2007年为我编译的《瑞典社会民主主义模式》一书撰文说,社民党的理论基 础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社会是分为阶级的,阶级的定位是由其在生产生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而社民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这些社民党自身定位的观点贯穿于 该党的整个历史”。5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只要认真阅读一下社民党党纲,就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三)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党

我 孤陋寡闻,在国外工作20多年,从来没听说过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更没听说有坚持代表工人阶级,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在国际工人 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下,这些庄严声明和承诺充分说明,瑞典社民党不仅是一个工人阶级政党,而且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这些同志把它定性为资产阶级政党或者小资产阶级政党如果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有的学者将其定位为“修正主义”政党也是不适当的。

二、“人民之家”思想不是修正主义

瑞 典社民党从成立来就全盘接受并长期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资料国有化的基本立场。包括在社科院网上连续写了16篇批判瑞典社民党文章的奚兆永先生(比九 评还多)也承认,在1925年布兰亭逝世之前,该党还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他认为是社民党的第二代领导人阿尔宾·汉森提出的“人民之家”思想,把 社民党变成了修正主义。

(一) 要斗争但不要专政

什么是“人民之家”思想,真的是这个主张使瑞典社民党改变了颜色 吗?1921年汉森是这样说的:“我们奋斗的目标不是建立工人阶级专政,不是用一个新压迫取代一个旧压迫。我们所追求的是在民主的坚实基础上和在绝大多数 人民支持下,给受压迫的社会阶级以平等以便废除阶级,给所有瑞典人一个美好家园”。从这个讲话中,我们发现汉森不仅反对阶级压迫,而且主张废除阶级。但他 反对胜利后搞无产阶级专政,用一个新压迫取代一个旧压迫。他主张用民主而不是专政的方式实现消灭阶级的目标,因为在他看来,“民主可以没有社会主义,但没 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难以想象的。”因此他的人民之家思想与我们的专家们在斗争手段与目标上,确实有很大差别。

(二) 这是社民党人对于未来的理想

1928 年汉森就任社民党主席后不久进一步阐述了他的人民之家理想:“在一个好的家庭里没有特权者或者被冷落的人,没有宠儿,也没有后娘养的。这里没有人看不起 人,也不会为了获得个人好处而损害他人利益。在这里强者不会压迫、掠夺弱者。在好的家庭里有的是平等、关照、合作与互助。实行大型的人民或公民之家将意味 着拆除所有把公民分成有特权的与被冷落的、统治者与依赖他人的、富人与穷人、占有者与被占有者、掠夺者与被掠夺者的社会和经济壁垒。”因此,瑞典社会目前 还远不是良好的公民之家。这里差别是惊人的,“一边是朱门酒肉臭,而另一边却是许多人逐门乞讨,穷人们为了充满疾病、失业和其它不幸的明天而担忧。”他强 调,要实现人民之家理想,就“必须清除阶级差别,发展社会护理,实现经济平等,让雇员们参加经济管理,在社会和经济领域内也实现民主”。“民主是我们的工 具,我们的目标是通过社会主义实现人人幸福”。汉森先生的这句名言清楚无误地说明了其人民之家设想的含义。

(三) 人民之家与瑞典模式

1932 年社民党在农民协会的支持下上台后立即将汉森设想付诸实践并收到了明显效果。政府在发行公债和提高税收筹款兴建铁路、公路和港口等基础设施的同时,按市场 价格向参加施工的工人支付工资,在两年内使半数以上失业工人得到了某种帮助。社民党在支持工人组织起来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同时,还支持总工会与雇主协会达 成了通过谈判解决工资和劳动条件问题的协议,从而为经济发展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随着经济的好转,政府1934年在资助工会建立了失业基金,通过了人民 养老金法案,实行了产妇补贴、儿童补贴和建房贷款制度等,使大多数社会弱者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政府对企业实行自由折旧制度,同时还设立了投资基金制度, 对企业投资提供减税优惠。上述措施相互配合,使瑞典比许多国家更快地走出了危机。

1936年美国著名作家马·查理德(Marquis  W. Childs)著书《中间道路》,赞扬瑞典在保留市场经济主要成分的同时,通过国家干预成功地为劳动人民提供了某种保障,从而为”正在困境中挣扎的其他西 方国家树立了一个榜样”。6社民党与农民协会的政治合作和总工会与雇主协会达成的社会契约构成了后来被人称为”瑞典模式”的瑞典发展模式的基础。其基本构 想是以工农联合为基础,与资方既斗争又合作,在推动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高的同时,使工人阶级全面、平等地参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以实现其“人民之 家”――瑞典式的和谐社会目标。

(四) 对资本主义的新认识

社民党连续执政并实施其人民之家战略12年之后,对什么是资 本主义和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有了新的认识。1944年社民党在其新党纲中指出,“ 资本主义社会的决定性特点不是个人占有财产,而是所有权和对社会绝大多数物质生产工具的决定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绝大多数人被排斥在对这种所有权的参与之 外”。这个“不是”和“而是”非常重要。这个发现使社民党放下了共产党宣言提出和社会党国际强烈要求的,当时却无法实现的“消灭私有制”的任务,“在改造 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以便使生产的决策权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的同时,“主张把工人与财产重新结合在一起。它将通过不同的道路,时时刻刻目标明确地使 劳动者参与其生活所依赖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社民党在调整政策基础上,提出了实现其人民之家设想的战略方针:“社会对生产力的影响,劳动人民对财产的参 与,计划性生产,公民间的平等是社民党奋斗的指导性原则。它们也是社会主义社会改革的指导方针。”

这个方针是社民党根据资本主义新发展做 出的重大理论调整,是其建设社会主义或者说瑞典式的和谐社会的指导方针,也是该党从结构社会主义――“国有化”方针走向功能社会主义道路的正式宣示。这个 调整被人称为是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的社会主义理论传统中“最彻底、最具革命性的理论转变”。7

(五) 人民之家的真谛

卡 尔松先生2007年在其《什么是社会民主主义》一书中指出,“在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分析中,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利益矛盾具有关键性意义。这一矛盾既涉及到劳 动条件问题,也涉及生产成果的分配问题”。因而是不可避免的,又是不可调和的。8“社民党在劳方与资方的利益冲突中代表着劳方利益。但并不等于说社民党否 定资本的重要性。我们所做的只是不让这一利益支配、或者说去剥削经济生活中的其他成员”。这段话清楚揭示了汉森的人民之家思想的真谛所在。这是社民党主张 的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专家们的分歧所在。

(六)国有化的武器

国有化对社民党虽然不是目的,但它从来没有放弃 国有化这个对付资本主义的有力武器。不仅在其1944年党纲,1960年党纲,1975年党纲甚至在其1990年党纲中,都有“当维护公共重大利益之必须 时,得将自然资源、信贷机构或私人企业置于社会所有或社会控制之下”的条文。在其长期执政期间,社民党通过工人斗争和国家法律对私人资本采取了一系列限 制、改造的政策,使工人阶级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瑞典迅速成为一个政治民主、经济发达、福利全面、社会差别最小的福利社会。

现在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或多或少地都在执行类似瑞典的混合经济政策。但这不是什么修正马克思主义,而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三、从人民之家到民主社会主义

进 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国际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建设上也取得了重大进步,但苏共二十大揭露出的斯大林对本国劳动人民基本权利 的严重侵犯,中国反右派运动中对民主人权的粗暴践踏,苏联对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内政的粗暴干涉,对国际工人运动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 义?瑞典社民党应如何避免苏联东欧式发展?

(一) 民主社会主义的提出

面对这些挑战,社民党在1960党纲修改党纲时重 申了1944年党纲宗旨,但在其前边加上了这样一段话:“社会民主主义旨在使民主贯穿于整个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以便使每个人都有机会过上富裕而有意义的 生活”,从而把民主作为其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根本途径,而党的奋斗的最终目的则是使民众过上“富裕而有意义的生活”。这是社民党自成立以来在理论创新上的 画龙点睛之举。这份党纲还强调,“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仅仅改变经济制度而不随之进行民主控制,只会带来新形式的专制。” 苏联等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都证明了这个论断。

在党纲总纲的结尾,社民党指出,为本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变革的努力中,瑞典社民党感到与世界上所有为“民主的社会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力量休戚相关,首次在其“社会主义理想”加上了个“民主的”定语,从根本上划清了它与斯大林式的假社会主义的界限。

(二)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在 其1975年党纲中,社民党阐述其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时,总结了瑞典建设经验,“瑞典工人运动斗争赢得的进步加强了社民党的这一信念:在民主社会主义的基础 上进行的和平的社会改革是唯一可行的人们解放的道路”。这条道路看来艰难而又耗费时间。然而它却“具有决定性的优点:这一改革可以在民众的积极参与下进 行,所取得的进步能坚实地扎根于民众。因此,改革的持久性得到了保障”。

(三)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

在其1990年党纲 中,社民党进一步阐明了其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强调“社民党的道路,改变对生产和对生产结果的分配的决定权而不是对生产资料的形式上的所有权,让这个 决定权以许多不同的途径来实现,不仅是更简单而且首先是更符合所提出的目标,更有利于创造人民对生产秩序的影响,为实现民主社会创造必要的条件”。因此, 搞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对社民党人来说是个方法问题。这两种方法并非互不相容。相反,它们相辅相成。任何一方也不能单独实现所提出的社会发展和公民福 利的目标

(四)民主是手段也是目的

在其2001年党纲中,社民党把“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提升到党纲开始,放在了总纲的首 位,指出“社民党要使民主的理想渗透整个社会和人们的相互关系之中。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高低贵贱,没有阶级差别、性别歧视和种族差异,没有偏见和歧 视,一个人人都需要,人人都有位置的社会。”党纲还强调,民主及其有关政策,对社民党来说既是手段,也是目的。这是对其人民之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对其 民主社会主义理论进行的新创新。这也是其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做出的新的重大贡献。

四、瑞典模式的竞争力

还有些人极力贬低瑞典社会福利制度在改造社会,提高劳动人民地位等方面所起巨大作用。强调它为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税收负担同时养了许多懒汉,造成了高税收和低效益等严重问题,因此告诫我们千万不能重犯瑞典搞福利制度的错误。

(一)社会福利搞过头了也不好

社 民党1932年上台后,在瑞典当时经济还很落后情况下开始建立社会福利时,受到了资产阶级政党的激烈攻击。仅仅由于农民协会(现称中央党)的反对就迫使社 民党1936年和1957年两次解散政府。但70年代福利国家建设完成时,瑞典资产阶级政党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不但不再反对社会福利,而转而把提 高社会福利作为与社民党争夺选民的重要武器,从而把瑞典社会开支推向了一个又一个顶峰。在极度优厚的福利保障下,职工泡病号、滥用福利补贴的现象屡屡发 生。加上经济全球化发展和石油危机等影响,瑞典经济增长速度迅速下滑,国际收支和政府财政严重失衡。显然,瑞典社会福利当时的水平既超过了其经济承受能力 也超过了人民觉悟水平。80年代中期社民党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并采取了降低税收和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等措施。但这些超级福利的既得利益者主要是中下层 民众,即社民党的传统选民。这就使该党左右为难。直到90年代初,苏联东欧地区出现大动荡,国内外压力空前加大时,社民党才开始冒着下台危险着手改革医疗 保险,企图解决职工“泡病号“这个老大难问题。

(二)改革福利但不能取消基本保障

社民党还取消了国家对信贷和外汇市场的 控制,取消了对瑞典人到国外投资和外国人在瑞典投资的限制;放弃了国有企业对就业负有特殊责任的要求,强调国企的主要目标是为国家赢利。把国家企、事业管 理局等众多国有企业改造为股份公司后推向市场;把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由原来的70%至80%降到不超过50%,使绝大多数职工(年收入约合3万美元)仅交 30%的地方所得税和象征性的200克朗的国家所得税,而收入高过此限的人再在其超出部分上增交20%的国家所得税;政府彻底解除了对民航、铁路、电信、 邮电和电力等领域的国家控制,并资助地方政府在其主管领域内引入竞争机制。社民党继续对社会保险进行大幅度调整,先后将保险补偿度由90%降到80%乃至 75%(目前调回到80%)。生病第一天和失业第一周没有补贴。对不接受所推荐之适当工作或主动辞职者,保险部门须扣发其部分失业保险金。政府还提高了住 院费、挂号费和药费等,但同时又规定医药费总开支一年内超过270美元后全部免费,以照顾弱者。同时社民党把所得税边际税率再次提高到55%9,要求高收 入者对经济调整做出更大贡献。社民党还积极参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与欧共体共建欧洲单一市场的合作,并引导瑞典1995年正式加入了欧盟。

(三)大改革带来高效率

对 于这些调整,社民党在议会的盟友左翼党不敢支持,总工会领导也公开反对,但社民党凭借着其多年的执政经验,赢得了中央党的支持,从而在瑞典社会基本稳定情 况下完成了这一史无前例的伟大变革,使瑞典最终在福利制度基本得到保存情况下恢复了经济活力。据美国商业部统计,1989年至2000年瑞典生产率提高了 59%,在西方国家中名列第一,而名列第二和第三的法国和美国分别增长50%和49%。同期其工业产量增长幅度也名列发达国家榜首。其财政赤字迅速消失, 国家债务不断减少,市场规范化和廉洁度不断提高,瑞典因此成为最受外资欢迎的欧洲国家之一。2000年瑞典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信息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瑞典在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世界发展程度排名榜上由1990年的第11位,提高到2000年的第二名,仅次于挪威。2006年瑞典在国际竞争能力排名榜上名列 第三,超过了美国。但瑞典的基尼系数这一年为0.246,仅高于丹麦。

(四)和平改革也需要牺牲

事实证明,社民党不仅能 够顶住资产阶级的攻击,创建一个福利国家,而且也能顶住党内外(包括总工会)群众的压力,坚决革除其福利制度中阻碍经济发展的陈规旧习,使瑞典经济适应了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瑞典模式不仅能够给予人民以全面的社会保障,也能创造包括美国在内的其它所有国家相媲美的国际竞争力。在社民党改革福利力度最大的五年 中,其党员人数锐减40%,其中央常委被暗杀。社民党的改革勇气与牺牲精神是任何资产阶级政党都无可比拟的,也是我们的某些专家出于种种原因看不到或者不 想看到的。

(五)改革也是革命

社民党作为一个政治成熟的工人阶级政党的高明之处不仅仅在于它能领导人民实现这些改革,而 在于它把这些绝大多数改革以国家立法或者劳资协议等形式固定下来了,使得任何政党和个人即使在社民党下台之后也很难重新翻案。这些并非由一党一人所决定的 社会变革被人称为一次“静悄悄的革命”,实质上这是一种制度性变革,是一种革命。这是瑞典社民党作为一个工人阶级政党为瑞典劳动人民做出的最大贡献。

这个变革通过勃兰特、克赖斯基和社会党国际传播到欧洲,影响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发展。社民党为此付出了代价和牺牲,但与苏联、中国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付出的巨大代价和牺牲却根本不能相比,而其民主社会主义成果却更明显、更持久。

五、社民党的价值观――自由、平等和团结

在翻译过程中,我发现九份社民党党纲几乎每份都讲到社民党的价值观――自由、平等和团结。我信手从其1990年党纲中摘了下面几段话。任何没有偏见的人,只要稍加阅读就会发现,它们与资产阶级价值观毫无共同之处。有些人把它们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批判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一) 自由对任何人都是宝贵的

“公民自由和公民权利――普遍性的同等的选举权、思想与信仰自由、言论和结社自由——对社民党来说都是根本性的。这是在与旧的特权社会进行激烈斗争中赢得的,必须在与各种权力集团的斗争中不断加以保卫。”

“经济与社会差别为公民使用自由和自己的公民权利提供了不同的条件。通过把人们从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劣势下解放出来以保卫和加强公民的自由,并通过摆脱对私人经济权力集团的依赖以扩大这一自由,是社民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二) 没有平等就没有自由

“平等是自由的继续。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中,那些受到不平等待遇的人肯定没有足够的自由来控制自己的生活。出于其对自由的要求和对所有人同等价值和同样尊严的观点,社民党坚决反对所有形式的阶级差别和各种形式的歧视”。

(三)团结就是力量

社民党主张团结贯穿于社会发展和人际关系。团结要求在劳动和社会生活中人人各尽所能地做出努力,在供给时要满足人们的不同需要(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团结意味着对相互条件的理解、关心和互相体贴。

(四)民主是总纲

“自由、平等与团结共同构成民主社会的基础,同时也只有

民主社会才能实现自由、平等和团结。民主是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基础。这一理想必须贯穿到整个社会生活中――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所有领域。”

这就是瑞典福利社会建设的指导原则和精神支柱,也是其民主社会主义追求的灵魂,我们有什么理由要反对这些为瑞典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赢得巨大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价值观呢?这些主张中又有哪一条不是社会主义的?

六、瑞典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当我们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之后,人们最关心的可能就是这个问题,这也是一个争论最大的问题。

(一)关键在于解放思想

问 题的关键在于大家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有着不同的理解。尽管我们建国快60年了,实行改革开放也30年了,但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分歧 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这在如何看待瑞典社民党问题上表现很为突出。瑞典社民党以人民之家或者民主社会主义为目标,在建设瑞典式的社会主义方面所作 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我们要坚持解放思想首先就应该在社民党问题上进一步解放思想,要彻底从唯我独革、唯我独社、教条主义和苏联模式影响 下解放出来。

(二)生产力发展是决定性的

事物总是相比较而存在,并在相互竞争中发展的。在讨论了这么多问题之后,我想说 瑞典有着比现有社会主义国家更多的社会主义因素。在现在我们公认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中,有哪个国家在政治上比瑞典更民主,经济上更发达?有哪个国家劳动人 民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比瑞典得到了更大的份额?有哪个国家劳动人民享有比瑞典更全面更优厚的社会保障?哪个国家的公务员比瑞典更廉洁?

瑞典的变化是社民党和瑞典工人阶级共同努力与奋斗的结果,也是由瑞典先进的社会生产力所决定的。否则我们就不会看到在其它西方发达国家也程度不同地存在与瑞典相似的发展。

(三)分配结果最说明问题

国 内著名经济学家刘福垣先生在其《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提出: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决定了企业、社会甚至国家的性质。如果剩余价值大部分为其职工所取 得,这个企业就是社会主义的;而如果剩余价值(国民总收入)大部分为劳动人民所占有,这个国家就是社会主义的,而不管由哪个政党执政。

瑞 典长期来在个人所得税中实行超额累进制(最高时边际税率曾达85%),工会组织通过谈判不断提高工资,加上其国家收入政策和福利制度中的许多扶贫措施,使 国民收入分配产生了有利于劳方的变化,劳动所得(工资加雇主为其支付的相当工资总额约40%的社会保险金)与资方所得(利润加折旧费)相比已由战后初期的 1比1,上升为六十年代的2比1和七十年代的3比1,个别年头甚至达到4比1。在经济全球化冲击下,这个分配比例近年来虽然出现了有利资方的变化,但瑞典 仍然是社会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其2006年其基尼系数为0.246,约相当于美国的60%和英国的75%。

七、我们从瑞典学习什么?

对 于民主的重要性,毛泽东1945年在与黄炎培先生谈话中,和邓小平在一些讲话中也有过类似认识,但这些讲话很快就被他们忘掉了或者抛弃了。中国由此出现了 反右派、庐山会议、大跃进和文化革命等等一系列恶性事件,数千万人因此丧失了宝贵生命。即使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这类性质的问题依然此起彼伏,接连不 断。这都说明,民主不仅是个好东西,而且是关系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前途和亿万中国人民的生命的大问题,也是真假社会主义的分水岭。

2008 年初社科院公布了一份考察报告说,瑞典企业90%为私人所有,所以经济上是资本主义制度。瑞典社民党政治上搞改良主义,因而思想上属于资产阶级左翼或者小 资产阶级政党,对于报告中的这些观点我自然不能同意。但报告承认瑞典是“社会主义因素较多的资本主义制度”,主张研究并借鉴瑞典下述经验:“比如在经济方 面坚持宏观调控,坚持通过立法和政府政策来限制剥削,实行充分就业政策,支持工会同雇主就工资待遇和劳动条件进行协商谈判,通过高额累进税集中部分国民收 入收入,用于全面社会保障等再分配政策,以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报告还尖锐地指出,瑞典社民党虽然是改良主义的,“但它还支持工会和雇主谈判,为工人积 极争取维权”,而中国特别是在私人或三资企业“劳资矛盾尖锐。政府、党应该站在哪一边呢?”

这个问题提得好,我们党要不要代表工人阶级, 要不要维护劳动人民根本利益,这确实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而迫切的问题。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不可能维持劳动人民利益,但讲阶级斗争并不意味着要搞无产阶 级专政,更不意味着要再搞文化大革命。正如卡尔松所说,“生产中的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处理这些矛盾的最好办法是承认它们,创造的明确的利益关系,分担 责任,并在它们之间建立平衡。不论是从经济还是民主角度看,这都可以带来最好的结果”。。

众所周知,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但这个社会主义决不是斯大林或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它们完全是假社会主义,早已经被人民抛弃了。民主社会主义能否解决中国问题,也需要人民实践和历史检验。时不我待,是我们党履行自己早在延安时期就向人民许下的民主诺言的时候了。

自 1889年成立到现在的120年里,瑞典社民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坚持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理论调整与创新。社民党九份党纲忠实地记录了其理论 调整与创新过程,反映了该党把马克思主义瑞典化的追求与实践,指导了其瑞典式的和谐社会——人民之家的建设,同时也总结了社民党建党治国的经验。可以说, 瑞典社会民主主义或者民主社会主义就是瑞典化的马克思主义。

我们虽然不能照搬瑞典经验,但认真研究其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努力借鉴瑞典社民党的理论与实践,一定可以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搞得更好。

作者惠赐,五柳村2010年1月11日收到。

辛子陵:民主社会主义还是科学社会主义?

一月 5, 2010 由 taosl

2009 年6月初,中宣部理论局推出一本小册子(《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这本肩负着统一全国人民思想任务的小册子不以党的决议的名义发表,不以党的领导人的名义发表,不以意识形态领域负责人的名义发表,也不以中央宣传部或《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没有作者的真名或笔名,仅说是“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编写的。”但编写组的成员都深藏不露。这种鬼祟畏葸的做法说明:第一,当局对所宣扬的理论并没 有信心,明知是错误的,站不住脚的,但要投石问路,看一看这种办法能不能继续“忽悠”中国人民。第二,一旦被揭穿时,各级领导人都留有回旋腾挪的余地。 “没有看。”“把关不严。”连中宣部理论局都只负“组织编写”的责任,他们并没有审查定稿。如说“文责自负”,硬是没有一个人对这本小册子负责任。让你论 战都找不到对手。

小册子批判说:“民主社会主义否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主张不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认为社会主义运动没有终极目标,不追求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它所代表的政治主张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坚持共产主义终极目标,确信“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这表明他们要坚持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继续用这种假马克思主义欺骗人民。小册子所批判的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政治主张。

一、记住恩格斯说的93个字

恩格斯说:“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1]

这话最初出自1886年恩格斯撰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恩格斯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烙印”[2],“在哲学、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总的理论观点,和我现在的观点并不是完全一致的。”[3]这个不一致主要表现在:青年时代恩格斯坚持“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而“现在”,1886年的他,认识到共产主义理论“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

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在反思他和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体系。一切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实践者和研究者,都不可轻视或忽略这93 个字,没读过或没读懂这93个字,就是没弄通马克思主义。上了西天,没取到真经。如果在这以前你读过许多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读过《共产党宣言》、 《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这些名篇,你就更要记牢这93个字,因为这93个字把这三大名篇否定了,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否定 了,把整个共产主义理论体系否定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共产主义学说,就是要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方案。他们生命的十分之七八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支持暴力革命,反对改良主义。他们的主要著作是中年以前完成的。思想转变是晚年的事情。

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为着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奋斗,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还坚持着运动的未来。” “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颤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颈上的锁链。而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  [4]

在 《法兰西内战》中说:“诸位先生,公社曾想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权。它曾想剥夺剥夺者。它曾想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 的工具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变成自由集体劳动的工具,以实现个人所有权。……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制止资 本主义生产下不可避免的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的痉挛现象,那么,请问诸位先生,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吗?” [5]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 “在 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 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 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6]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7]

这些精辟论断都是实践共产主义理论的纲领性意见。笔者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根据毛泽东在庐山发出的“学习马列”的号召,曾激情澎湃地给高级干部宣讲过这些思想。后来读到恩格斯那段一字千钧的话,心中一片茫然,食不知味者数日。但理性告诉我,那93个字可不是随便讲的,是恩格斯长期的、反复的、痛苦的思考的结论。那93个字否定了我熟悉的、信奉的、甚至是热爱着的三大名篇,以及其它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千言万语。恩格斯晚年说:这些理论“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就是承认了这些理论的乌托邦性质。告诉后人绝对不要照此去做,谁要照此去做,不仅绝对无益,可能比无益还要更坏。我联想到公社化、大跃进,为恩格斯这93个字的预言震撼着,是一种“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心情。因为那时候的政治环境不允许把这些话说出来,忠心为党可能被扣上修正主义甚至反革命的帽子,我所能做的是从此不再宣讲三大名篇。

恩 格斯的思想转变是从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开始的。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同意巴黎起义。领导巴黎公社的是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主要是以布朗基为首的布朗基 派。恩格斯说:为了“消灭阶级和建立不再有土地私有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制度。”三十三个布朗基主义者确信:“只要他们愿意跳过各个中间站和各种妥 协……日内‘干起来’,政权落到他们手中,那末后天‘就会实行共产主义’。把自己的急躁当作理论上的根据,这是何等天真幼稚!”[8]

恩格斯深刻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和条件:

现 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任何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为此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 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野蛮人和半野蛮人通常也没有任何阶级差别,每个民族都经历了这种状况。我们决不会想到要重 新恢复这种状况,至少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种状况中必然要产生阶级差别。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 高的阶段,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持久巩固,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衰 落。但是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了这样的发展水平。可见,就是从这一方面说来,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 条件。因此,谁竟然肯定说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他就只不过是证明,他需要再学一学社会主义初步知识。[9]

从恩格斯这段话中,我们要领会几个要点:

第一、        相对于没有阶级差别和贫富差别的野蛮时代,私有制和贫富差别以及与此相连带的阶级差别的出现,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是由野蛮进入文明的转折点。在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那个一定阶段,要 搞共产主义革命,消灭私有制和贫富差别,就只能使社会回到野蛮时代去。在大跃进和公社化时代,我们切身经历和体验了一个全体人民都没有积极性的社会是多么 可怕,有的农民宁可饿死,宁可吃掉自己的孩子,他也没有积极性去生产,去创造物质财富。共产主义制度硬是能产生这样的制度性悲剧。还是恩格斯说得好:“财 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 [10] 私有制是动不得的,是文明社会的永恒原则。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犯的是那三十三个布朗基主义者犯过的低级错误,以为手里有了政权就什么事都可以干,把自己的急躁当作理论上的根据。现在的国进民退政策,是毛泽东的低级错误的回光返照。这个势头如不扭转,生产形势很快会出现停滞和衰落。

第二、        共产党人并没有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先进生产力。在我们这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资产阶级仍然代表先进生产力,是社会主义不可缺少的建设者,不是社会主义的敌人。用消灭资产阶级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等于用消灭先进生产力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用伐树的办法造林。消灭了资产阶级,就永远达不到那个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一定阶段。因 此,团结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才是共产党正确的阶级政策。但共产党又要领导工人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改善福利与资本家进行斗争;党的右倾错误不是发展 了资本主义,是在执政的条件下,没有执行劳资双赢的民主社会主义政策,不允许组织独立工会,官办工会一屁股坐在了资本家一边,在国企改制中没人代表和维护 工人的利益,以致出现了通化钢铁公司劳资矛盾激化,愤激的工人打死总经理的事件。欧洲社会民主党(工党)的执 政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对资产阶级采取了又团结又斗争的正确政策:讲团结时不忘为工人和全社会谋福利,不允许资本家对社会进行统治;讲斗争时不损害私有制, 保护资本家的正当权益,保护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前者保证相对公平,社会和谐;后者保证绝对效率,经济发展。从一个企业到一个国家,经济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双 赢的结局。

第三、        恩格斯说的那个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或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阶段,并没有量化的指标,没有GDP的具体指标。因此,我们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卸磨杀驴”,等资产阶级把建设共产主义的物质条件准备齐全了,立即消灭资产阶级。这就把实现科学社会主义革命或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推到了无限遥远的未来。到1886年2月,1892年1月和7月,[11] 恩格斯用大致相同的语言三次明确:共产主义理论可以谈论,但绝对不能实践,谁要是真干,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作为理论家,否定自己创立的理论是非常痛苦 的。恩格斯没有说共产主义理论错了,而是否定了它的实践性,否定了它的可行性。他要把这一理论作为无害的理想,留在人间。他好像预见到后代共产党人可能在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口号下干出蠢事,谆谆教导后人,共产主义理论是不能实践的,小规模实践犯小错误,大规模实践犯大错误。 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坚持要把共产主义理论作为改造世界的理论,作为行动的指南,这是中苏两党长期犯“左”的错误不能自拔的历史根源。

马克思逝世后,1883年3月17日恩格斯在马克思的葬礼上发表讲话。[12] 他对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对人类的贡献,概括为两大部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 而没有提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没有提到共产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我们和本节开头说的93个字联系起来理解,就知道这不是疏忽或遗漏,是恩格斯深思熟虑的结论。

二、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小册子作者把自己定位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坚持者和捍卫者。把共产主义理论变成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否就变成了可以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呢?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答复是否定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术语中,共产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概念。恩格斯说:“在1847年,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 [13] 只有加上“科学”两个字,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才接受它。

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把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的三章译成法文于1880年出版,书名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这个专用名词从此流行开来。而这本书的中文版译名则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另一个称谓。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内涵是相同的,这是毫不含糊、没有一点疑义的。把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区别于共产主义的另一种理论体系,甚至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来源和根据是一种误导。

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曾经是革命行动的指南。指导了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指导了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指导第三国际影响下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恩格斯与19 世纪初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利叶、欧文的区别是:三大空想家是说服国王和政府采纳和实行他们理想社会的方案;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人数日益众多的无 产阶级可以作为未来社会主义运动的物质载体,认为通过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能改造社会。恩格斯宣布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 学”。但所谓的“科学”是手段的有效性,而不是目标的现实性,其目标中的空想成份,并没有改变。共产主义是他们的奋斗目标,按照马克思的设想,这个社会是 建立在“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  的经济基础上,这就是说,共产主义需要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 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是靠科学技术为支撑的新的生产方式,创造了高于封建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战胜并取代封建农奴制的。共产主义者手里没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 劳动生产率,有的仅仅是劫富济贫的义愤和实现改朝换代的革命暴力,这就注定了共产主义运动在有些国家可以夺取政权,可以实现改朝换代,也可以在改朝换代后 做出一些辉煌的业绩(如苏联参加世界民主阵营,为战胜德意日法西斯做出重大贡献),但不可能创造高于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率的生产方式,不可能取代资本主义。 这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红火一阵走向衰亡的真正原因。后来马克思恩格斯放弃暴力革命,主张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良,是因为认识到“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而载入史册的。说他们晚年放弃了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主张改良资本主义制度,和平进入社会主义,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许多人接受不了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是事实,是有历史文献可考的事实。

在时间和空间上离马克思恩格斯最近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有人激烈反对他们这一转变。1890年3月底,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了一个“青年派” [14] ,核心人物有保·恩斯特、保·康善夫麦尔、汉·弥勒、布·维勒等人。 坚持马克思早年提出的暴力革命的观点,号召“五一”总罢工,打着“马克思主义者”的旗号,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恩 格斯认为这是“只有中学生水平的政策”。“第一,显然不懂他们宣称自己在维护的那个世界观;第二,对于在每一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一无所知;第 三,明显地表现出德国文学家所特具的无限优越感。”如果照他们的意见办,党就会在敌人的“哈哈大笑中毁灭掉。” [15] 1891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把“青年派”一部分领导人开除出党。恩格斯1890年8月27日致拉法格的信中说: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是十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16]

马克思说自己不是“马 克思主义者”,用这种方式表示对自己前期学说的否定。这个前期,恩格斯划的线是10年前,即1880年以前,这就包括了《共产党宣言》(1848年)、 《法兰西内战》(1871年)和《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三大名篇。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从科学社会主义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过程中探讨实现社会主义 道路的深化。西方社会从血汗资本主义进化到现在的福利资本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成功的标志。

到1895年3月,恩格斯去世前半年,在没有任何外在压力的情况下,恩格斯以一个伟大的知识分子的良心,以对人类、对后代极端负责的精神,无情清算了自己宣传了大半辈子的共产主义理论体系,说出了下面一番话:

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一八四八年的斗争方法(引者注:指《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

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在一八四八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旧式的起义,在一八四八年以前到处都起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

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末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无 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藉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 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 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

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愈益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改了。德国所做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17]

小册子作者反对这些观点,以坚持德国青年派所坚持的那一套“马克思主义”为荣,就把自己放在“跳蚤”的位置上去了。

三、小册子能拖着中央开倒车吗?

共产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如同中国的大同理想一样,是一种美好的理想,但它只“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千万不要付诸实践,它不是治国安民的现实政策,真要这样办,一定坏事,一定天下大乱。恩格斯说共产主义不是“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这就是告诉工人政党不要把共产主义写进党章,党章是要实 行的,如果写上势必把工人运动引错了方向。这是欧洲工人运动脱离共产主义,走向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中共党章中仍载有“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 共产主义”的条文是不符合恩格斯教导的。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是德国“青年派”的水平,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后来的思想变化,把共产主义理 想在六亿人口的中国大规模地实践了一下,结果比恩格斯预料的“更坏”还要坏得多。小册子对这个问题的表述是文过饰非的典型:“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现 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和制度基础。……仅“一五”期间,我国工业建设和生产所取得的成就,就远 远超过了旧中国的100年。 事实充分证明,在中国,除了社会主义道路,没有任何其他道路能够给中国带来这样的发展,能够改变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按着这样的高调,第二个五年计划 的成就应该是进入了共产主义天堂,但作者嘎然而止。我现在要把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后的“成就”告诉没有经历那一段历史的两代人:

大 跃进三年,全国有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被活活饿死。损失约一千二百亿元。文革十年,照叶剑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整了 一亿人,死了二千万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如果再加上李先念(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的国民收入损失五千亿,浪费和减收共计一万三 千亿人民币。从新中国成立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在五千七百五十五万人以上,经济损失一万四千二百亿元。近三十 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六千五百亿元,两次大折腾的损失,是我国前三十年基建投资总额的两倍多。就是说,本来可以用于建设国家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宝贵资 金,有三分之二以上被毛泽东折腾掉了。[18] 这就是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蓝图建设社会主义的总成绩单。

不是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是社会主义道路的彻底破产。国家的政治、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于是有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采用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方式发展生产,进行建设。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召开,赵紫阳在政治报告中提出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理论成了跟毛泽东的科学社会主义彻底诀别的宣言书。社会主义旗帜不丢,但实质定义是初级阶段。赵紫阳第一次论述了我国现阶段的私营经济和党对其应采取的政策,为私营经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赵紫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受到全党拥护并得到邓小平的全力支持。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赵紫阳作了权威的说明:

所谓改革的理论,就是落后的国家革命胜利后,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是走“过了头”,必须退回来。这就是对现有制度要进行改革,使其适应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也就是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或者说只能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所 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要在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来增加社会主义成分,来发展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也就是毛主席所论述的新民主主义论,这 就是改革的理论。对此,毛主席已有精辟的论述。由于毛主席过早地结束了新民主主义阶段,超越阶段地实行社会主义,欲速则不达,也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这需 要从思想上重新理顺过来。 [19]

我 在十三大重点论述的是“初级阶段”,前提是不争论。对社会主义的政治内涵并没阐述,而是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作为十三大的立论基础,据此 确定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论基础,将两者联系起来,并作了大段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点不在“社会主义”,而在“初级阶段”,即现在是“不合格的社 会主义”,也就是说还不是社会主义。[20]

当有人否定赵紫阳论述的时候,邓小平说:“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

经过13年酝酿、全国人大常委会7次审议,曾遭致3274名包括退休副部级以上官员、退役解放军将领、大学教授联名反对的“物权法草案”,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这是改革派的重大胜利。当日,中国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签署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生效。

美国《中国经济季刊》总编辑阿瑟.R.克罗勃说:“《物权法》是对中国拒绝以往社会主义的标志性法律认可,它意味着中国在改革过程中已经到了无法回头的阶段,这非常重要。”[21]

十七大胡锦涛提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明确界定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把毛泽东的神主请下了神龛,这是思想解放的新成果,是改革派胜利进军的顶点。

如今这本来头很大的小册子又把毛泽东灵牌归了位。这是党的路线政策“左”倾的信号,是打着科学社会主义旗帜为回归毛时代投石问路。说中国改革开放属于科学社会主义,这就制造了新的混乱,把水搅浑了才能摸鱼。

民主社会主义与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是兼容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消灭私有制和资本主义,与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是不相容的。再怎么创造性地发展,私有制和资本主义企业在社会占了主体地位,这个社会就不再属于科学社会主义。

小册子说:有人说中国实行了民主社会主义政策,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并把它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我们党的一系列新政策,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目的是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检 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于民主社会主义,还是属于科学社会主义?有一块试金石,就是看中国是否有私有制?是否有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主义企业是否占了主导 地位?这个问题涉及到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民营企业的功劳,还是国有企业的功劳?是资本主义的功劳,还是社会主义的功劳?如是民企的功劳,则应走民主社会 主义道路;如是国企的功劳,则应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

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件,是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举行“五老火锅宴”,把私有制请回来了,把资产阶级请回来了。[22] 从此,把毛泽东的条条框框抛到九霄云外,解掉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绳索,私有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逐步合法化,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建设社会主义,开启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进程。这一进程的表现形式就是所谓“国退民进”。

改革开放以来,各届各级领导人是拼命想保持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的,因 为这是最后一块“社会主义阵地”。尽管出现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企业也进来了,改革派手里必须保留“国企占主体地位不动摇”这张牌,以应付那些以 “毛主席革命路线捍卫者”自居的“左”派。但这个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国企实在是不争气,年年亏损。于是由国家和地方财政无偿划拨,用农民和私营企业缴上 来的国税养国企;国家实在养不起了,就推给了银行,银行每年发放贷款约一万五千亿元,贷给国企的占百分之七十;由于国企只贷不还,欠下天文数字的呆账,一旦爆发金融风潮,势必国本动摇,于是又把国企推到了证券市场。前些年的上市公司几乎是清一色的国企。股民们发财心切,被圈走了一万五千亿元,为国企输血作了奉献。就是这样,也没把国企救活。“据 辽吉黑三省经贸委负责同志介绍,有的国企机器一开,煤、电、水等费用进去了,可职工工资、贷款利息和税后利润几乎一样也干不出来,只好冲减净资产维持职工 生存;有的通过贷款支付职工工资和银行利息,有的设备、厂房等逐渐贬值,账面统计实际成了‘虚拟资产’了;有的企业利润率只有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与五年 期的国债收益率基本持平,有的甚至还低。” [23] 为了扭亏为盈,改革方案一个个制定,管理机构一次次整合,搞了二十年还是一个亏损,于是才有了股份制、私有化改革方案。如果说近几年国企有了些起色,是资本主义救了国企,并不是国企创造了自我完善、起死回生的神话。

世 界发达国家实行混合经济制度都有国营企业,主要是必须由国家垄断的企业(如铁路、航空、银行),私人无力兴办的企业(如核电站、石油、天然气),以及公益 性企业(如城市公共交通、邮政、自来水、电力),这些企业不以赢利为主,有些就是补贴性企业,带有全民福利性的,要靠国家投资和补贴。但它在国民经济的比 重中不能大,更不能为主,大约占国民经济的百分之十五~二十。据国际金融公司公布,一九九六年中国有十一万四千家国有企业,二○○五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了二 万七千家。百分之七十七的公司部分或者全部私有化。国有经济的比重下降到百分之二十三,接近发达国家的比例关系,这本是由不正常变为正常,在“左”派看 来,这是动了社会主义的命根子。

“国退民进”的历史证明,民营企业对今日中国的繁荣富强、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2008年4.2220万亿(美元)GDP中,民营企业占了65%。国有企业对GDP的贡献不到35%(因为还有外企的贡献,个体户的税赋等)。民企三分天下有其二。中国政府在世界风光体面的舞台,下面有三根柱子撑着,其中两根是民营企业,一根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是什么?换一个名称就是资本主义企业。

现在国家统计局每年只公布GDP总数,笼统地讲公有制经济仍占主体地位,不公布具体数字。1997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13.9万亿元,到2007年,就猛增到35.5万亿元,年均增长9.8%。[24] 这成为小册子最大的亮点,是科学社会主义推动了生产力发展的理论根据和逻辑证明。这一切是如何实现的呢?1997~2007年11年间,财政部拨给国企的经济建设费共计76340.4亿元 。[25] 国家银行的贷款惯例是将80%贷给国企。1998年国企净亏损625.5亿元。[26] 亏损越多,贷款越多。这一年国家银行给国企的贷款是6.9万亿元。[27] 还不上贷款怎么办?国家规定:对于长期亏损、没有还贷能力的企业,经专业银行总行批准,冲销银行呆帐准备金。[28] 其它年度贷款因无资料不计,只计这两笔大输血,财政部和银行共给了国企145340.4亿元。其余7万亿(70659.6亿)是不是国企赚的钱呢?还不全是。2004年7月8日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说:“中国的流动资金为何这么高?这不是因为国有企业占用了过多的流动资金,2003年末国有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占比35.72%,与国企GDP贡献率相近。” [29] 国企7400万职工,辛辛苦苦干一年,上缴国家的利润,对GDP的贡献,竟然全是从银行借的。

国有经济占用资源虽多,效率依然低下。即使是官方机构也承认,国有企业占用了工业总资产的1/2左右、工业贷款的2/3以上,却只创造了1/3的工业产值。以2005年为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增加值和利润同比,只是分别增长10.7%和17.4%,而同期的民营企业则分别增长25.3%和47.3%。[30]

截至2007年,我国登记注册的民营企业近600万户,注册资金总额超过9万亿元,从业人员达7100万人。解决就业方面,民营经济已成为我国就业主管道,1992年至2007年的15年间,我国民营企业平均每年提供就业岗位达800多万个,占同期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的80%,国有企业下岗人员中近70%在非公经济领域实现了再就业,沿海发达地区这一比重超过90%。2000年以来,我国民营经济税收连年保持40%以上的增长,根据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资料,2007年纳税比重已经达到了53%;从全国各省区资料看,非公经济的税收占当地税收比重均达50%左右,部分地区甚至达到75%。另据统计,民营经济提供了我国70%的技术创新,65%的发明专利和80%以上的新产品,成为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泉。今后,民营经济必将在优化我国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创造财政税收、促进广泛就业等方面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31] 这些至今不被主流媒体承认、小册子一句也没提的资本主义企业,是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的经济基础,是改革开放30年的光辉成就。近年世界发生经济危机。有人借机宣传说:请看!资本主义都发生了危机,只有社会主义中国,风景这边独好。拆穿了说,好在三十年改革开放,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走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即资本主义道路。试想如果没有这600百万家民营企业,中国能在世界面前那样财大气粗吗!

“左” 派说这是复辟了资本主义。支持改革开放的民主派说:这是民主社会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是富民兴邦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产生了一大批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企 业,其数量超过了毛泽东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时的11倍,这是全中国、全世界有目共睹的事实。功过是非暂且不论,这个事实得认账。小册子作者心虚到连这个事 实都不敢承认,面对一片大森林,硬说一棵树也没有。因为只要承认资本主义企业的功劳,《六个为什么》全部立论的根据,会像纸牌搭起的小房子一样垮下来。

“坚 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被称为是“充满活力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小册子中立专题论述。实际上充满活力的是民营经济而不 是国有经济,是私有制而不是公有制,是用私有制的成就为公有制贴金,用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贴金。中国的私有制,中国的资本主义,成了只做奉献没有名分的无 名英雄。

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政府向计划经济回归,资本向国有企业集中的现象十分明显。数据显示,4万亿投资计划中,绝大部分是政府推动的投资项目,包括相当大比例的基建项目和工业投资项目,近90%的项目被国有大中型企业拥有,民营企业几无参与;在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大型国企也是受益最多,而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占95%) 并不明显,甚至受到排挤和压制,导致新一轮的“国进民退”浪潮。例如钢铁企业的并购扩张、国内汽车产业形成“四大四小”的格局、航空业的大量民企被迫退出 等等——奥凯停航、东星停运,如果再算上被四川航空收编的鹰联航空,国内民营航空公司几乎全军覆没,这些无疑说明“去民营化”现象正愈演愈烈。计划经济复 归,国有企业膨胀,将成为中国大陆经济由盛变衰的转折点。

政 府对民企的政策,不仅是不仗义,而且是不理智。民企受打压、被兼并,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原因,因为它姓“资”,贴金还不行,必须挖资本主义之肉,补社会主义 之疮,削弱民企壮大国企才行。这是不仗义。前面谈到,中国政府体面风光的外交舞台有三根柱子撑着,其中两根属于资本主义,真要砍掉,剩下国企那一根,还能 撑得住现在的局面吗?这是不理智。

旁观者清。2008 年12月,麦肯锡咨询公司发布的一份季刊报告中称,30年来,中国保持了高经济增长和较低贫困水平的经济奇迹,主要归功于对所有权和私人企业鼓励和发展。 但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转换了经济增长模式,从鼓励私营企业转向了政府投资主导。这份报告称,这一模式的转变,将有损中国长期经济发展。[32]

行文至此,笔者反复思忖,引出了两点疑虑:

一,中央至今不肯承认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搞错了,小册子一反过去中央文献淡化三大改造的处理手法,明确恢复三大改造的社会主义正统地位,这是不是为第二次社会主义改造造势?

二,中央至今不肯承认有资本主义企业,不肯承认私企老板是资本家,给了他们一顶“社 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桂冠。笔者原来的解说是为了调动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性,让有剥削之嫌的民企成为“光彩事业”,看来不对了,这也是第二次社会主义改造的 伏笔。既然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把你的企业、你的资产献给社会主义国家,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连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都免了。

劳动者没有具体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股权)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打着公有制旗号的权贵资本主义经济。这一点已成了愈来愈多的人的共识。中国经济建设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教训是:公有制的比重和GDP是一种反比例的关系,公有制比重愈多,GDP总量愈少;公有制比重攀升,GDP必然下降。

小册子宣称,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这是瞒天过海,为权贵资本主义张目;以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为名,为权贵资产阶级掠夺民间资本制造理论根据才是问题的实质。当年英国资产阶级把“俸禄和官职”让给贵族,“其条件是充分照顾金融的、工业的和商业的中等阶级的经济利益。”[33] 中国的权贵资产阶级比英国贵族厉害,不仅要“俸禄和官职”,而且要以国家的名义蚕食和兼并民间资本。执政党站在全国人民和民间资本一边,皈依民主社会主 义,中国的前途就是英国、瑞典;执政党站在贪官污吏和权贵资本一边,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就是1948年蒋介石退出大陆时的中国。民主社会主义与 科学社会主义之争,不是名词之争,是中国未来前途之争。

小册子轻蔑地说:

“民主社会主义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制度的范畴,实质上只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改良。有人说它是‘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这是很有道理的。

“欧洲一些社会民主党曾长期执政,从没有试图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而且只要涉及改变私有制这个要害,态度就非常暧昧,不敢越雷池一步。”

这里的弦外之音是:我等“科学社会主义者”,有水浒英雄的传统,决不当改良的医生,看准时机,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决不含糊。想当年搞过三大改造,割过资本主义尾巴,灭过资本主义思想。好汉忽提当年勇,必有现实作为。全国工商联2009年8月7日发表蓝皮书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2008~2009)》,宣告在政府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中民营企业被淘汰出局,国进民退的大戏接连上演。中化、中粮等垄断国企,既奉有保值增值的令箭,又无经营范围的法律限制,对房地产、矿业、铝业、奶业等普通竞争性行业摆开了“全覆盖”收编的架势。据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原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保育钧对记者说:“在这轮危机中,‘国进民退’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现象。” “去民营化现象已愈演愈烈。” [34] 官僚资产阶级要对9万亿民间资本下手了。第二次社会主义改造可能以化形的面貌悄悄地来临了。这本很有来头的小册子能否牵着中央的鼻子办成这件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大事,全国人民拭目以待。

2009.9.30

本文取自辛子陵新著《中共兴亡忧思录——辛子陵政论文集》,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09年12月版。

[1]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7页。

[2]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2页。

[3]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7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02、504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62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2~23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1页。

[8] 《流亡者文献。——二 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85~586页。

[9] 《流亡者文献。——五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61页。

[10]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01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16、372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4~375页。

[13] 《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08页。

[14] 关于与德国社会民主党“青年派”的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593页注释353。

[15] 恩格斯:《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81页。

[16] 马克思这句话是恩格斯转述的。原文见恩格斯1890年8月27日致拉法格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6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5、597、603、607页。

[18]千秋功罪毛泽东》下卷,香港书作坊出版社,2008年6月第2版第739页。

[19]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宗凤鸣记述)香港开放出版社版第45页。

[20] 《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宗凤鸣记述)香港开放出版社版第364~365页。

[21] 2007年3月9日《纽约日报》。

[22]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宴请了五位不寻常的客人。他们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古耕虞,邓公号召:“把钱用起来,把人用起来。”

[23] 据2003年2月21日《中国青年报》报导。

[24] 陈功:《“国进民退”之忧:“国进民退”现象调查》2009年4月21日 来源: 《中国企业家》。

[25] 思源:《中国工业企业盈亏对比表》,《炎黄春秋》2008年第4期第17页1997~2005年数字55945.4亿元,加上2006年1万亿,2007年10395亿,共计76340.4亿元。

[26] 思源:《中国工业企业盈亏对比表》,《炎黄春秋》2008年第4期第17页。

[27] 陈功:《“国进民退”之忧:“国进民退”现象调查》2009年4月21日 来源: 《中国企业家》。

[28] 《国家经贸委、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关于发放国有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的紧急通知(银传(1990)34号)

[29] 周小川:《国企贷款比例与GDP贡献率相近》 2004年7月9日《国际金融报》。

[30] 陈功:《“国进民退”之忧:“国进民退”现象调查》2009年4月21日 来源: 《中国企业家》。

[31] 刘汉元委员:《客观看待民营经济的作用》“三农在线”网站2008年3月8日发布。

[32] 周政华:《“国进民退”卷土重来 经济资源集中向国企回流》2009年5月26日《中国新闻周刊》。

[33]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51页。

[34] 邢少文:《新一轮“国进民退”之殇:计划体制变相复归?》2009年04月17日《南风窗》精彩报道。

作者授权发表,五柳村2010年1月5日收到。

分析:2009年中国腐败的新趋势

一月 2, 2010 由 taosl

分析:2009年中国腐败的新趋势
2010-01-01 12:05:48.807 –多//维新闻网

zy亚洲电台/北京出版 的《中国青年报》日前刊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喆的文章,题目是《腐败与反腐败的较量—2009 年腐败现象与反腐败行动的特点》。文章认为,2006年以来,在中国腐败呈现级别越来越高、涉案金额越来越大、群蛀现象日益严重三大趋势,2009年仍在 延续这种趋势,但腐败也有一些新的特点,其中包括:腐败主体向基层渗透。沿海地区干部队伍,特别是年轻干部中的腐败现象比内地突出。由于执法行为的偏差, 出现多起群体性突发事件。以及司法腐败依然严重等。对此,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邀请到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和广州的律师唐荆陵进行讨论。

记 者:胡星斗教授,中央党校的一位教授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说在2009年中国腐败的新特点。 他说中国的腐败在2009年涉及的金额越来越大,而且腐败逐级向基层渗透,沿海地区的干部队伍,特别是年轻干部队伍比内地的干部队伍腐败现象更为严重,你 是怎么看2009年中国这么一个腐败问题的,它根源在什么地方?

胡星斗:目前中国的腐败是制度性的腐败,也就是说它是个比较全面、系统的 腐败,甚至是文化上、生活方式的腐败。也就是说我们本身就是一种贪渎文化,而且腐败变成了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因此这就必然造成了腐败与非腐败之间的界限 不清,人们对于腐败的认识模糊。人们痛恨腐败往往是因为自己没有机会腐败,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制度和文化的氛围中,腐败它是向全民、全社会、全方位、全领域 扩散。因此大学里的腐败呀、医生的腐败呀,甚至寺庙的腐败呀,这也就不奇怪了。基层的腐败,科级干部的腐败,甚至各级干部的腐败呀也不奇怪。前不久报道内 蒙古一个科级官员贪污受贿是六千万,仅仅一个科级干部贪污受贿就六千万,就可见腐败不在于官大官小,它只要有权力,它就会进行权力与金钱的勾结,就会发生 大规模的腐败。

记者:唐荆陵先生你对中央党校教授这篇文章提出的2009年的腐败向基层渗透,而且还提出沿海地区的干部腐败程度要比内陆地区更加严重,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唐 荆陵:其实它这种腐败,从上到下都在腐败,这个并不是今天才有的现象。他这个判断有些我还不是那么赞同的。比如说,像说沿海比内陆更腐败,我倒觉得腐败在 哪里并没有太大的分别。腐败在中国是跟经济发展水平是无关的,因为它是一个政治制度的结果。那这个事情在各地都一样,那么腐败总体来讲都比较接近,当然可 能有的地方文化特点或者说他那里个别官员带来的影响,可能有一些官员比较清廉也比较注重同事和下属的清廉的话,那么可能官员清廉情况会好一点。但是整个制 度取向来讲是腐败的,那么它并不存在你经济发达就更腐败。只不过是经济发达的地区腐败的金额大,然后不是那么发达的地区腐败的金额小而已。再一个腐败的上 层和下层这个也没有太大关系。既然是腐败是制度性的腐败,那么上层和下层就都腐败。当然今天的腐败广度和深度都比以外有所加深,这个判断我是赞同的。

记者:胡星斗教授,你觉得要扼制越来越严重的腐败的现象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比较好呢?

胡 星斗:其实治理腐败并不难。它主要要依靠新闻监督和民众监督,还有呢要依靠阳光财产和阳光财政这些制度。只要这几个制度能够建立起来,腐败自然就减少了。 也就是说要发挥新闻监督的作用。国际透明组织他们的调查结果是新闻监督是预防腐败的第一重要的因素,就是反腐败的最重要因素。除了新闻监督就是民众的监督 包括网络监督,甚至还有议会的监督,再就是财产申报制度,还有就是阳光财政制度。我们的财政预算、决算、财政支出它必须经过议会这种监督机构、民意代表机 构的审核、认可才能够使用这些财政资金。而不能像目前中国这样财政资金都掌握在少数官员手中。怎么开支基本上都是由官员说了算。目前中国的财政它是官本位 财政。是一个官僚化财政,随意化财政。这种财政也导致大量的贪污、腐败。

记者:唐荆陵先生,中国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想消除裸官,以及后来的财产申报制度提出来后来是不是执行了没有,这个财产申报制度?

唐 荆陵:它们的财产申报制度但是最终没有实行嘛。就是因为真正需要申报财产的比如像作为政府领导者的这种职位,比如说省、市长啊,国家的高级领导人。省长, 市长,国家的主要的政治领袖,他们自己都不肯公开财产,那让你一般的普通公务员,一个科长,一个局长去公布财产,这个也是很难说得过去的。你政治领导人首 先要做出表率这个制度才能立得起来嘛。他自己都不肯公布财产那让他自己去监督他的下面人的财产,那他肯定是监督不了的。官员这种对腐败的扼制呢,并不是说 通过官僚系统自身扼制能够造成的。当前社会上很多国家它都有关于腐败和清廉状况的排名吧,一般排名比较靠前的国家,它有几个制度上的保障就是说它有一个定 期更换的民选政府,还有一个它有很好的言论自由。这些国家都是有这两个特征,它才会廉洁度比较高的。在中国这样的大国里,像所谓的裸官、易地为官这个都是 实行了几百年的制度。那但是中国的腐败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并不能解决腐败,因为它不能解决代理人,因为官员他作为最高权力的代理者,这种代理人在最高权力 的监督下,那么他可能会出卖这个权力。因为你像我们这种国家,它的权力是由下对上负责,这比如说我是局长要对市长负责,或者我作为一个厅长对省长负责。那 一个省长他有几只手几只眼睛能看得住多少人哪?他肯定看不住的,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会腐败。但是在民选的政府里面那是有千千万万只眼睛都在看着,他要腐败就 很困难,因为真正的领导者是那些普通的公民嘛,去投票的那些公民。这个时候他要腐败就变得很难。

记者:胡星斗教授,2009年重庆的打黑揭露出一系列腐败的大案,其中表现出的就是司法部门和黑社会相勾结的这么一个现象,你觉得是不是要实行司法独立才能解决司法腐败这个问题呢?

胡 星斗:有的人反对司法独立,说在中国这样的情况下司法独立的话,那司法就更加腐败。因为它能够自己说了算,那它又缺少监督,那它司法更腐败。因此司法独立 必须与新闻监督、公众监督这些结合起来。没有新闻监督、没有公众监督的司法独立那会相当的…。因此要克服目前这样一种司法腐败的状况还是要靠建立现代 新闻制度,要靠加强监督。否则的话,司法即使独立了也很腐败。司法不独立,它屈从于各级党委和政府,同样是会非常腐败。

唐荆陵:这个我是 非常赞同的。因为司法独立它不是一个单独的问题。司法独立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司法独立不是一个法律的问题,它不是一个法律上的东西。比如说,中国最早发 生司法独立的争议是发生在汉代。汉代当时的一个王,汉朝的一个皇帝他要干预司法。当时就有司法官依据中国早期的历史习惯就是要求保证司法的独立。但是你怎 么能抗得过呢?你说政治上你已经变成奴才了,你还想去搞司法独立,那不是瞎扯嘛。所以首先要有民主政治,你谈司法独立才有意义。否则的话,那都是瞎扯的, 不可能独立。因为皮之不存毛将附焉,你怎么可能,不可能的嘛。你都根本没脚,你怎么站得住嘛。

以上是在北京的胡星斗教授和在广州的唐荆陵律师讨论2009年中国腐败的新趋势。

張翠容:柏林牆推倒廿週年現場筆記

一月 2, 2010 由 taosl

我在二十年後重訪柏林,推倒柏林圍牆改寫了德國和歐洲的歷史,為原東德人民帶來大量機會,但來自東邊的知識分子當年搖旗吶喊,現在卻自嘲為迷失一代。融合仍是漫長的過程,二十年並不算長。 ——————————————————————————–

火車從波蘭首都華沙徐徐開往德國柏林,火車上有不少乘客是來柏林見證柏林圍牆倒下二十週年的慶典,這是歐洲一個重要的紀念活動。二十年前的十一月九日,不僅德國歷史被改寫,歐洲也進入一個新紀元,邁向整合之路。

大家一窩蜂擁到柏林,好像一切變天從柏林開始。有波蘭人感到不是味兒,他們不時提醒我,首先帶來東歐(正確說應是中歐)變天的國家是波蘭,波蘭團結工會功不可沒。

一出柏林火車站,火車站大堂掛了一幅巨型醒目海報,海報上寫著Solidarnosc (團結工會),一位波蘭工人捲起衣袖往前走。聽聞德國政府為了安撫波蘭人的情緒,或是真的想熱情的公眾不要忘記波蘭,這乃是波蘭為東歐變天踏出第一步,為柏林圍牆瓦解帶來契機。

我的心情有點緊張,畢竟是二十年了。一九九零年春天我曾來這裏採訪,因此結識了一些前東德的朋友,二十年後尋訪他們,同時也尋訪歷史,以及二十年來的變遷,五分之一世紀的人生與國家、甚至一個地區的軌跡。

卡斯塔(Carsta Wustlich)為前東德異見人士,我在九零年認識她,乃由於我要採訪她前任丈夫烏斯尼茲,他是東德反對派「新論壇」的代表人物,緊接著波蘭在八九年六月四日舉行第一次民主自由的大選後,「新論壇」開始發難,他們發動簽名運動,要求改革,各界人士紛紛響應,波瀾壯闊。 當柏林圍牆倒下之際,烏斯尼茲充滿信心,準備在新時代大展拳腳。無奈二十年後重訪,他已隨著「新論壇」一起銷聲匿跡,並早與卡斯塔離婚,他們離婚的日子竟然就在德國統一之時。

原來,柏林圍牆的倒下同時也推倒了不少東邊的婚姻。據統計,九零年後前東德地區的離婚率大增,與大量往西邊遷移的人口比率立時成為突出的現象。柏林自由大學社會學教授芭芭拉(Barbara Ritdmuller)指出,由於他們認為一個時代的變遷會帶來新機會,他們對前景抱有太多不切實際的憧憬。 在變遷過程中,總會有失敗者,卡斯塔二十七歲的小兒子馬田因無法適應而患上憂鬱症,近年越來越深居簡出,害怕與人交往,整天與電腦這一新玩意兒為伍,變成「隱蔽青年」。

在柏林的東邊,有多少「隱蔽青年」?卡斯塔站在家中的大廳往窗外望,嘆了一口氣,不欲再談兒子之事。當被問到二十年的轉變,她聳聳肩,然後點頭表示﹕「畢竟柏林圍牆的倒下為他們帶來自由,總體來說是好事啊!」 二十年來,她搬了一次家,其實她是從原來一個大單位搬到同一層樓的另一個較小的單位,一樣的坐向,面對柏林圍牆的遺址。她笑說,拆下圍牆,才知道有一條美麗的運河,一直在她房子對面流淌著。她向下一指,告訴我,以前樓下的街道,由於是圍牆邊界,經常有軍警巡邏,有又黑又瘦的軍犬在叫吠,陰森極了。如今政府在該地區大興土木。諷刺的是,國家安全部大樓將坐落於卡斯塔房子旁邊,她取笑說,以前給前東德情報機關Stasi監視,現在一樣逃避不了國家老大哥的眼睛。

十一月九日二十週年慶典舉行過後當晚,德國電視台播放知名電影《竊聽風暴》,講及前東德Stasi情報人員如何監控異見人士。前東德陰暗一面在這二十年間不停透過媒體呈現在新德國人民眼前。 據統計,東德時代有大量民眾受政府指派為Stasi提供情報,東德遂成為整個東歐陣營中情報人員最多的國家。

在政治上,德國統一了,但在人心上怎樣進行融合,卻是一個複雜的工程,而最大的障礙就是信任問題。來自柏林西邊的歷史學家諾拉(Nora Duhme)博士對我說,統一初期,東與西兩邊的確存在一種不信任的鴻溝,即使政府也不大願意委任東邊的人加入政府機構。當然,現在的總理默克爾夫人也是來自前東德了。 不過,這並非一定表示西邊的人已完全接受東邊的人,特別對東邊的政治人物而言,他們的過去經常成為焦點。 舉個例子,在東德時代經常為異見分子打官司的人權律師沃爾夫岡(Wolfgang Schnur),柏林圍牆倒下後,他即成立一個名為「民主覺醒」(Democratic Awakening)的政治組織,並高調表示渴望為新德國的自由民主而獻身,怎知在他意志高昂之際,卻給人調查發現,原來他竟然曾為Stasi任秘密情報提供者,結果他黯然隱退。

當有人提出寬恕與和解,但亦有人認為必須正視和清理過去,二十年來的柏林便是這樣處於拔河的狀態。就好像納粹的歷史,十一月九日自由慶典當天,大批反納粹人士發動大遊行,毋忘恐怖統治、以及當中的劊子手和同謀者。 在柏林,有一個叫「左派黨」(Die Linke)的政黨,人們相信這主要由前東德共黨成員所組成,零七年建黨之初便受到德國國家安全機關嚴密監視,該黨領導人之一蓋勒格(Gregger Gysi),其父曾為前東德文化部部長。 我走訪這個政黨,其國際政策部門主管奧利弗(Oliver Schroder)接見,他才三十歲出頭,他向我強調他來自西邊,指外界對「左派黨」有錯誤印象,而他們最不高興的,就是傳媒經常大肆描繪該黨來自東邊的成員只懂一味緬懷前東德時代,大有要求走回頭路之勢。

「我們的成員沒有這種態度,而我們所主張的乃是社會民主主義,並否定前東德的獨裁、專政。但我們應要追求怎樣的民主?如果沒有社會主義,又如何談民主自由?」 他確實點出了問題的所在。儘管在二十週年,德國政府向外界描繪出美麗願景,但統一後的二十年來,社會貧富差距越益嚴重,而柏林東邊更成為重災區,這令到來自東邊的知識分子感到迷惘,當年他們搖旗吶喊,要推翻專制統治,可是卻未完全準備要擁抱西邊的資本主義,現在他們自嘲是邊緣一族、迷失一代。 當年的「新論壇」成員以及其後改組為「聯盟九零」(Alliance 90),都因未能百分百認同西邊放任的市場經濟,結果與「綠黨」合併,要求民主自由,也要求社會主義。這是前東德反對派的寫照,他們在統一的德國繼續擔任反對角色。

事實上,不僅東邊的人,西邊的人也開始關注公平的問題。我在柏林坐電車往東邊去,從繁華的市中心亞歷山大廣場(Alexanderplatz)一直到東邊的盡頭,越東越破落,越荒涼。有不少空置的工地,儼如廢物場。自柏林圍牆塌毀後,東邊的工業亦隨著萎縮,缺乏競爭力,前國營企業逐一關門,即使給私有化的,也搬到西邊去,又或給西邊企業吞併。統一後東邊更有接近二百萬人口遷走,出生率亦大大下降。今年德國捲入金融海嘯,東邊人口急速萎縮,到處是荒涼之景。東柏林的雙位數失業率是全德國之冠,而工資也低於西邊百分之二十五。

東西德融合仍需時間

我在九零年認識安格·勞爾(Anke Rohl)一家,她當時才七歲,現在二十七歲,她為了一份兼職工作,搬到較近市中心的地區去,而她父母則提早告老歸田,回家鄉過著較柏林便宜的生活。

她入不敷支,靠支取政府的補助金過日子。十一月九日前兩天,她坐友人便車跑到波蘭邊境去遊玩。她對二十週年慶典感情複雜,她成長在東邊Honow地區,如今成長之地面目全非,鄰居也經常不同,她對該地區已失去歸屬感,並迷失於時間與記憶裏。

想不到年輕的安格,竟與年長的一代同樣有失落的感覺,雖然她不否認統一為東邊的人帶來大量機會,但融合仍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二十年的時間並不算長。

宋士杰:未名湖畔 “谈人三友”

五月 6, 2009 由 taosl

未 名 湖 畔 “谈 人 三 友”

宋士杰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期(清代嘉庆年间),在风景如画的江南,有三个数学家:焦循、汪莱和李锐。他们经常聚会在一起,时而苏州园林,时而扬州瘦西湖畔,讨论数学问题。由于当时天文和数学是不分的。他们的谈话内容,自然也涉及到斗换星移,日月更替,风云雷电等天文自然现象,故后人称为”谈天三友”。

一百多年过去了,到二十世纪中期(1954-1955),北京大学中文系有三名年青大学生,他们每当晚饭后,时而在美丽的未名湖畔,时而在校园西面的田边地头(当时校园西面全是农田),谈论着”人”的问题,姑妄称之”谈人三友”吧。这三个人就是刘绍棠、任彦芳和我。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所谓”谈人”,并不像现在,一谈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那时是绝对不敢的),也不是东家长西家短地在”嚼老婆舌头”,议论学校或班里的人和事。我们所谈的都是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更为现实点的是刘绍棠小说中的人物。记得有一次,谈到女人怀孕后胎儿在母腹中会不会动?争论十分激烈。有说会动,有说不会动,相持不下。我说:咱们班的女生有的是生过孩子的,问问她们不就结了吗?后来绍棠这部小说出版了,果然写了女人怀孕胎儿动的细节。不知是请教了哪位高人。

在我们这三个人中,刘绍棠已经是有点小名气的作家了,他的一个短篇<青枝绿叶>甚至于选入了中学语文课本里。任彦芳也有小诗和搜集或自编的民歌发表在报刊上。数我最不济,只在中学墙报和油印刊物上发表过所谓的”小说”。但是那两位却对我十分尊重。尤其是刘绍棠,一口一个”宋大哥”,好像把我当成了水泊梁山聚义厅里的宋公明了。

其实,我也并不自惭形秽,刚入学就窃取了班内重要职务—班长。绍棠是总干事(相当学生会主席),好像班级大权落到我们弟兄手里了。其实不然,真正有实权者是张钟(党支书),党领导一切嘛。大概没有多久,我们两个也被双双罢免换人了。另外,谈人的日子也并不长。首先是彦芳因病休学。(四十年后才知是装病,目的是搞社会调查,写作)后来是绍棠转到了丁玲办的”文学讲习所”。这个”谈人三友”小集团,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劳燕分飞矣。

文学讲习所在地安门附近,每逢休息日我就去那里找绍棠,两人还是谈起来没完。一年后,任彦芳又回到北大,出溜到55级。我们两人又恢复了谈”人”的生活。可是不久就到了可怕的1957年,谈人的话题自然也转向当前形势。现在回忆起来,我们这种非组织活动,还真起了好作用。因为我俩有相似的背景,那就是对共产党感恩戴德:”没有共产党也没有我们的今天”。记得任彦芳说过这样一句话:”谁要反对共产党,我就拿刀跟他拼命”。反右斗争开始之后,我们又对那些很有才华的老师和同学被批判十分同情,觉得对他们的批判不公。因此就对运动采取了消极的态度。尽量不参加批判会和有关活动,尽量不和那些积极分子们接触(当然也不与那些被批判者接触)。犹如文革时期的所谓”消遥派”。彦芳就拼命写诗,我则到图书馆善本室里抄<金瓶梅>,(这里顺便感谢一下:给我开介绍信的张相儒老师和那个和蔼可亲的管理员王老师)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就这样躲过去了。五七年的一年的成绩:彦芳写了上万首的诗稿,我获得了全本自抄本<金瓶梅>和半本<聊斋志异>。

按下任彦芳不表,回头再说刘绍棠。我与绍棠在北京最后一次相见,大概是五七年底或五八年初,好像是在团中央一个会议室里。他已经带上了那顶帽子,就要被遣送回家乡了。我们相对无言,只能互道珍重。但他给我的印象是一幅笑脸。这张笑脸伴随我近二十年,一直到文革结束,我们才在府右街光明胡同15号再次相会。

古语云:”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用在绍棠身上好像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但事实却是如此。他确实羅了一场大祸,但是也真获得了大福。这二十年来,他写出了好几部长篇小说,买下这处幽静的四合院。生下三个如花似玉的儿女,而且个个聪明能干,他还养了一个很富态的身体。仍然是那样谈笑风生,乐观向上。我们一见面自然又引起”谈人”的话题。不过这次真的谈起党和国家领导人了。我们谈的最多的是胡耀邦同志。谈起胡耀邦,绍棠总是充满敬佩和感激之情。他讲了许多这位党的领导人和他交往的故事,都十分感人。我和胡耀邦本人并无任何联系,只在台下听过他几次讲话而已。但是对他的印象也是非常之好。这又使我想起了一段往事:大概是1956年吧。当时系里传达说,胡耀邦同志要从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中聘请个文学顾问。当时我心想:什么”文学顾问”,不就是跟着首长提包的秘书吗?如果系里找到我,该如何回绝呢。后来没有了下文,原来从高年级找到了一个。这个人后来表现极差。文革中上窜下跳,批斗胡耀邦同志。吕乃岩和绍棠都给我讲过这事。我们都为北大学子中出了这个败类扼腕。1961年我初到乌达煤矿时,人事处长找我谈话,要我到局长办公室里当秘书。当时非常恼火。心想:相当年胡耀邦要秘书,我还不想干呢? 现在给连芝麻绿豆大的官都不是的当秘书,岂有此理。可是在人家”一亩三分地”里,咱是敢怒而不敢言呀。幸好我这个秘书还真不合格,只好到中学当我梦寐以求的教师了。

光明胡同15号多次相聚,绍棠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今天我管你饭”。投桃报李,我做的最多的事则是:给孩子们照相。绍棠三个孩子,一个比一个漂亮。儿子文雅秀气,很像个女孩。甚至用”如花似玉”形容一点也不过分,而且聪明能干,学业有成。大女儿不但长得好,而且特别会照像,我至今仍保存她的一幅照片,当时如果我在北京开照相馆,肯定会把它放在橱窗里做广告。小三长得也很漂亮,但不会照像,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使尽了摄影技术的种种解数,总未能给她拍出一张满意的照片来。这个小女儿是学中医的。医文同源,这大概受到学中文的父母基因影响吧?她肯定会学业有成的。

为了避免干扰,专心进行写作,绍棠搬到一个秘密所在。我也怕影响他的写作,也没再去看他。从九一年起我到上海编<通汇>,一直很忙,也顾不上去北京看望绍棠了。直到这项工作临近收尾时(9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翻看了绍棠的一本散文集。其中说到对于京剧的爱好,甚有同感。因而又想找绍棠谈谈自己的感想。当时我想:后年就是北大百年校庆了,待校庆聚会时,再去看他吧。不曾想春节刚过,就得到了绍棠去世消息,我心中悲痛至极。

回过头来再说任彦芳。当我知道彦芳休学是装病时,我才觉得他真是绝顶聪明。我们老老实实地学了四年,却很狼狈地被逐出师门,而且大都分到自己本不愿意去的地方。他却稳稳当当的在北大混了六年,毕业时又分配到自己理想地方和单位,多么幸福呀!至于他后来那些倒霉的事,则另当别论了。对于任彦芳的遭遇,我用十二个字概括:风波不停,官司不断,写作不辍。从而使得他的生活极不安定,然而他的成就又是十分卓著,这也应了评说绍棠的那句话:”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矣。彦芳是作家,而且又是记实文学作家,他如果把他的不平凡经历写出来,肯定是十分精彩的,我们期盼他的大作也走进<五四通讯>来。

对于我和彦芳之间友谊,可用四个字形容,那就是”绵绵不绝”。天长日久有时尽,此谊绵绵无绝期。从大学一年级(按任彦芳日记载,确切时间是1954年8月30日)开始,一直到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之间的联系,好像从未间断过。甚至他那到处的”家”:不论长春拥挤不堪的斗室,还是他在石家庄”霸占”的官宅,抑或在北京评剧院借用办公室和仓库的临时住房(不应说临时,他一家子着实住了八、九年),直到现在他那五十多平米的单元楼房,都曾留下了我的足迹。都曾受到过他的家宴款待。

我北大毕业分到内蒙,流落边疆二十四年,与彦芳书信联系也从未间断过,因而他的行踪和去向我一直是清楚的。毕业后第一次相会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而且又是在一个特殊的地方。1967年夏,北京正处于十分混乱的状态。我也凑热闹到了北京。有一天,在大街上遇到几个带着红箍的人,上面写着”长影造反团”,我冒然问他们认不认识任彦芳?不料想,他们不但认识,而且任彦芳就是他们的头头。在他们的引导下,我在北影摄影棚里找到了彦芳。一个摄影棚里,睡了上百人,煞是热闹。我俩躺在地铺上畅叙别情,谈话的内容当然也离不开那个我们也不甚了了的文化大革命。

第二次相聚也是在北影。大概是1979年吧。是时动乱已经结束,正是全民学大寨、学大庆的时期。我临时抽调到煤炭工业部搞展览会,彦芳在北影搞创作。我们又有了畅谈的机会。有一次,我们约好去北大访友,可是到了10点多钟仍等他不来,我只好到北影宿舍去找他,谁知他正酣睡着呢,叫醒他后,他说:”昨夜忽然灵感袭来,写了一夜,刚刚睡下”。约定也只好作罢。这就是真实的任彦芳。

彦芳从长春迁居石家庄时,正值我从安徽调到河南出版社。当时我在编<文学知识>杂志,就到石家庄组稿,与他们全家再次相聚。并约彦芳为我们的杂志写了一系列有关电视剧的文章,这大概是他少有的具有学术性的文字吧。

任彦芳到北京后,我们联系和见面的机会更多了。这里讲个有趣的故事:大概是八七年初,我去北京开会,住在社科院招待所,晚上彦芳到招待所看我。我们谈啊,谈啊!不知不觉过了夜半12点,他要回太平桥,已经没有公交车了;留他住下吧,招待员说什么也不让住(没证件)。幸亏张炯就住在附近一幢高层建筑里,我们打电话把他们两口子叫醒,安排彦芳住下,这时已经是凌晨两点多钟了。

彦芳97年离休后,其创作如日中天,不仅仅十多卷本的《任彦方文集》陆续出版,一部部记实长篇也在不同的出版社付梓,他的《旅美日记》也在五四通讯里亮相了,愿他”重写青春,更上层楼”。

林木:靈巌山下林昭魂

五月 6, 2009 由 taosl

靈巌山下林昭魂
林木
1968年,“十年浩劫”期的巔峰年,“清理階級隊伍”席捲神州,血色恐怖籠罩大地。其時我雖曾叩開過地府之門竟被閻王老兒趕了回來,然而和我同時考入北京大學的蘇州同鄉彭令昭即林昭,卻遭摧折魂歸了離恨天,是日4月29。 已經三十多年了,這位烈女子的事蹟和精神尚被有司淡化和忘卻著。林昭的苦難始自右派帽子。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時的校史陳列室內仍隻字未提反右,倘沒掀起過反右運動,林昭怎會被戴帽──監督勞動──坐牢──遭槍決!在百年校慶時出版的編年史式的《北京大學紀事》中,說反右只進行到1958年1月,共抓了699個右派。都過去四十年了還要少報右派人數、壓低右派比例。且不說到該年1月是否已遠越過了700大關, 1月底以後北大可仍毫不停步地在劃著右派,我和周圍一些同學就是在那以後被戴的帽,雖然1958年1月即將被貶的校黨委書記奉命在全校師生大會上代表党承諾過“反右到此結束,今後一個不抓”。長袖善舞的“陽謀”家們一向出爾反爾。他們更不敢提及,那場暴戾的反右,直接和間接殺死了多少北大人。第一個貼出〈胡風絕不是反革命〉大字報的劉奇弟,和林昭同年級的物理系學生,戴帽後在1961年遭吊打凍餓而瘐斃獄中,是較早的遇害者之一吧。林昭他們是當之無愧的北大學子的代表,五四精神的繼承者和發揚者,北大人的驕傲。即使1957年以後,即使在“文革”期間,魑魅魍魎橫行時林昭也沒有不說話。鉗制住知識份子的嘴巴,首先是青年學生的嘴巴,中國就只剩下萬歲聲了。嘴巴堵不住就處以棄市!

在長達八年的牢獄生活中,林昭進行了十分慘烈的抗爭,用她那柔弱之軀猛烈地撞擊著牢籠的黑暗,正義和邪惡間鬥爭的劇烈程度遠非外人所能想像。僅舉一例:林昭曾被二副手銬交叉背銬達半年之久!“從未為我減輕些,譬如暫時除去一副。天哪,天哪,這是真正的地獄,人間何世?”獄警叫囂“我不制服你這黃毛丫頭我們就不相信!”林昭在獄中“備遭摧折,屢被非刑;百般慘毒,瀕絕者數!”但她的鬥志卻更形高昂。除了殘留的林昭日記、信函外,感謝林昭的胞妹彭令範女士、同學張元勳先生,錄下了林昭獄中抗爭的點滴,使世人得窺一斑,或可推知全豹吧。誠如1978年5月4日《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撰寫的社論所說:“他們採取了野蠻的蒙昧主義和暴力鎮壓手段來踐踏科學與民主。……他們完全是一群野獸,把封建法西斯制度中的一切最黑暗最野蠻的暴力鎮壓手段,全部拿來對待無產階級和中國人民的精華。”

林昭入獄前的書信和寫作,以及在獄中墨寫和血寫的文字,尤其是用鮮血和髮卡主要書寫在撕開的白被單條上的數十萬字的上書、進言、聲明、論述、詩歌、散文等文稿,包括一百多篇的〈牢獄之花〉、〈提籃橋的黎明〉、〈思想日記〉等等,無不高歌著還我人權、還我自由。林昭以血作墨,手臂上滿布了取血的切口,以記錄下自己的思想、自己的鬥爭,付諸後人,為我民族。她的最後文稿是:〈歷史將宣告我無罪〉。坐穿牢底血寫數十萬抗爭文字,古今中外是否絕無僅有?如果那些文稿還存留於世,相當部分也仍被鎖在了有關部門的鐵櫃之中。據說林昭的專案材料有一房間,其中的四大箱甚至講要絕密封存五十年。現在人們雖只看到些殘缺不全的劫後餘物,那個“大寫的人”也已巍然站立於前。激揚文字搏擊專制,“不自由,毋寧死”的浩然正氣誠力透紙背,高山仰止令人肅然起敬。

反右前林昭就在《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北大校內刊物等處發表過不少詩作。在獄中她更書寫了很多今體、古體的悲憤詩和明志詩,例如:“啊,大地/祖國的大地,/你的苦難,可有盡期?/在無聲的夜裏,/我聽見你沉重的歎息。/你為什麼這樣衰弱,/為什麼這樣缺乏生機?/為什麼你血淚成河?/為什麼你常遭亂離?/難道說一個真實美好的黎明/竟永遠不能在你上面升起?”對這些問題她回答和感歎道:“狐鼠縱橫山嶽老,脂膏滴瀝稻粱貧。”、“劫裏芳華不成春,秋風秋雨愁煞人!”、“憂樂蒼生夙願真,壯懷激烈照天陳。/吞氈誰復思侯漢,蹈海我終不帝秦。”、“祗應社稷公黎庶,哪許山河私帝王?/汗慚神州赤子血,枉言正道是滄桑!”林昭進一步高義明志“愁不能輟,憤不忍說/節不允改,志不可奪/書憤瀝血,明志絕粒/此身似絮,此心似鐵/自由無價,年命有涯/寧為玉碎,以殉中華”!這些詩句雖不是引自林昭妹妹的文章,但它們是切合林昭的思想軌跡的:“枉言正道是滄桑”、“蹈海我終不帝秦”!自己雖已命如遊絲卻仍心宇浩茫思祖國悲人民,那氣吞山河的愛國主義之激情,那攝魂奪魄的寧為玉碎不作瓦全之誓語,詩中的“帝王”能不害怕?人言燕趙多慷慨之士,弱女子林昭卻以她的吳儂軟語唱出了黃鍾大呂。且聽她另一首用血寫的詩作“將這一滴注入祖國的血液裏,/將這一滴向摯愛的自由獻祭。/揩吧!擦吧!洗吧!/這是血呢!/殉難者的血跡,/誰能抹得去?”以血明志,熱愛祖國,憂懷蒼生,悲憤交加呼天搶地,這境界當已高過關漢卿的“枉作天,難為地”之責問了吧。在萬馬齊喑的可悲時期發出如此鏗鏘之聲的能有幾人,真個是我以我血薦軒轅,為我中華文明!若把林昭比竇娥,義沖雲霄的浩然之氣豈竇娥血濺白綾之冤氣可以比擬。

北大教授錢理群先生(當年和林昭同在中文系新聞專業,但低了二級)在評論他的充滿理想主義的學姊時,稱頌她是受難的殉道的聖女。確是,在林昭的血書中一方面沸騰著青春熱血的激情反抗,同時也沉積了深邃透徹的理性思考。例如,林昭提出自由“是一個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體,只要還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實而完整的自由”、“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樣不得自由”。林昭設問“身受著暴政奴役切膚之痛再也不願意作奴隸了的我們,是不是還要無視如此悲慘的教訓,而把自己鬥爭的目的貶低到只是企望去作另一種形式的奴隸主呢?”、“即使在中國這麼一片深厚的中世紀的遺址之上,政治鬥爭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較為文明的形式去進行而不必定要訴諸流血呢?”她的回答是“自由的性質決定了它不能夠以暴力去建立,甚至不能以權力去建立”。於是,我們在顧准之外看到了另一位先驅者,戴著右派帽子的顧准比林昭晚6年被迫害致死。先驅者在身受空前的暴力摧殘之時,卻反對以暴易暴。為了全民族能獲得完整的自由,林昭把自己的血獻在了祭壇上,但是她不希望別人再流血。這具有何等崇高的人格力量和偉大的思想價值呵。或者用林昭自己的說法,“這是有一點宗教氣質──懷抱一點基督精神”的,她把自己稱作“奉著十字架作戰的自由戰士”。

我們這個國家昨天今天明天直至長遠,需要壯士烈女,需要刺殺吳王僚的勇士專諸,需要起兵蘇州帶走八千子弟的力拔山兮氣蓋世的項羽,需要擊鼓抗金的梁紅玉,需要抗擊權奸“九千歲”的“五人墓”中的義士,需要奔走呼號反抗清王朝的顧炎武,更需要“大陸青春代自由戰士”(林昭自稱)的林昭。因為“以死抗爭有時反能產生震撼靈魂的效果”(巴金語)。林昭清楚她面對的是殘暴的鎮壓機器,她曾向探監的母親說過“他們是不會放過我的,我一定會死在他們手中!”但她“我就是要去碰,我相信成千上萬個雞蛋去撞擊,這頑石最終會被擊碎的!”是的,頑石是能夠被擊碎的,君不見朱元璋、在蘇州稱王的張士誠、還有李自成、洪秀全,這些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的頑石,不是或子孫或本人就轟然倒塌了麼,因為他們只是“另一種形式的奴隸主”。魯迅先生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樑。”若儘是膽小謹慎明哲保身苟且偷安的芸芸眾生,倘遍佈歌功頌德趨炎附勢寡廉鮮恥吮癰舐痔沐猴而冠的奸佞小人,這個民族早就趴下了。

1957年5月19日,北京大學校園裏出現了全國第一批幫助黨“除三害”的大字報, 其中沈澤宜和張元勳合作的政治詩〈是時候了〉吹響了“五一九運動”的號角。在這之前,林昭是個熱愛共產黨的用功學生。她不像譚天榮、劉奇弟、張元勳那樣尖銳,林昭和我們這些後劃的右派分子都有一個認識過程,這也是個“組織性和良心的矛盾”過程。開始時我們接觸到那些從未聽到過從未看到過的話語,震撼得靈魂出竅,陽光下竟還存在著如許陰影和醜惡,叫人不得不去思考。不過對劉奇弟的揚白幡以招魂等過激形式,當時我實難接受、甚為反感。很快地,周圍一些朝夕相處的同學受到了相當粗暴的很不講理的批鬥,他們被說成了別有用心,這叫我們難以接受,就像林昭所說“我們不是號召黨外的人提意見嗎?人家不提,還要一次一次地動員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麼又勃然大怒了呢?”還沒容我等緩過氣來,那些同學就被說成了敵人,敵人可不是鬧著玩的,怎不叫人發急,林昭的日記上出現了“黨啊,你是我們的母親,母親應當最知道孩子們的心情!儘管孩子過於偏激,說錯了話,怎麼能說孩子懷有敵意呢?”我們的日記上記的都是發自內心的肺腑之言,不像《雷鋒日記》那樣是寫給別人看的。即使那些同學說錯了話,年青人犯錯誤上帝也原諒的,為什麼我們偉大的黨對“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如此往死裏整,世界之大就容他們不得?

在我們自己被劃為右派分子之前,我們的主要“問題”是為被劃者爭發言權,不贊成那種蠻橫的、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勢壓人的圍攻群鬥。毛主席不是說讓人講話天不會塌下來嗎,不是講毒草只有讓它放出來才能鋤除之以肥田、既教育本人又教育大家嗎,為什麼不讓人家講話?不是講他老人家也有幾個右派朋友嗎,怎麼我們一接觸右派同學就是立場問題?《人民日報》6月10日社論〈工人說話了〉,工人當然可以說話,但我們學生也可以說話呀,而且老實講一般工人說不出那樣的話來,顯由他人捉刀……。這些話很快就沒法公開說了,只能寫在日記上,或私下裏發發牢騷。它們是否被告密,不得而知,反正整個反右運動是黑幕操作。

於是,我們就像林昭的要好同學張玲所言“不識水性卻膽敢弄潮,立即陷於沒頂”。此時,林昭給妹妹的信中說:“當我加冕成為‘右派’後,你是無論如何也不能體會我的心情的,我認為我熱愛黨的程度是壓倒一切的,沒有任何事物可以與之相比擬。我不能忍受它對我的誤解,而且誤解得那樣深。維繫我的一切全垮了,比牛虻不信蒙泰里尼還慘……”。我沒有在林昭妹妹的回憶文章中看到過這封信,我相信它是林昭的親筆,即使為他人冒作,那也確切地表述了我當時的心情。我也產生過和林昭相似的自殺之心,是我那不識字的媽媽用她溫暖的雙手拉住了我,使我推遲了十年才付諸行動。戴帽以後,我這個鬚眉濁物甚為慚愧,遠不如林昭那樣義無反顧勇往直前以命相拼了。也許畢竟我原是學生團總支書記,受黨的“教育”多了些?驟然重擊下,茫然失去了自我。鋪天蓋地,泰山壓頂,時時處處人人都在聲討著右派的狼子野心,報紙廣播大字報所有的媒體都在述說著右派得逞將臨亡黨亡國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可怕局面,我是否在客觀上幫助了社會上的右派?無休無止的檢舉、揭發、批判、鬥爭,還有反省、檢查、交代、認罪,我是否也確實錯了?既然不死,總得給極度躁動的靈魂找個安頓。雖然我覺得即使是同學中的“極右分子”,他們的話也不無道理,我只得用“不瞭解情況”來糊弄自己。至於對我自己,始終覺得自己是共產黨的基本群眾,絕不可能反黨。我怎麼來欺騙自己呢?只得強按下良心的抗爭,用組織性來壓服自己。組織上把我劃為右派,總是有它的道理的。於是我往下掘地三尺往上追溯三代(可憐我只能上挖一代,我早年喪父,父親過世時是個不識字的工人,壓根兒沒見過祖父,升斗小民更不會寫有什麼家史,除了聽說祖父是小學堂打鍾人外不知道其他情況),可是挖來挖去我找不出自己反黨的緣由哪,找不出不符合毛主席教導的行動啊,老天爺你幫我製造製造吧!不說了吧,這是寫紀念林昭的文章。我只是想留給世人以林昭戴帽前後的另一戴帽人的心路歷程,以作參照。長歌當哭,以祭林昭。

林昭是受難的聖女,劉奇弟等人的遭遇也十分慘烈。在遭看押前劉奇弟曾說過“我是遵照著我的良心和情感做事……什何勉強的分析都將是教條和生硬的”。也許是老天爺沒有假劉奇弟以時日,也許是學物理的人稍欠文才,劉奇弟的遺作寥若晨星,叫人如何宣揚他。更主要的是否是,劉奇弟的同學也都是學物理者,也許是不會寫、不敢寫、甚至是不願寫、不肯寫出什麼來。陳平原先生在《老北大的故事》中說過大意如下的話,理、法二院對老北大可能意義更形重大,但是出盡風采的是文學院和文科師生。我無意貶抑林昭的高大形象,不過出於同一緣由進行了殊死鬥爭而走上不歸路的北大右派學子尚有多人,他們同樣值得憑弔。安息吧,我的苦難的右派兄弟姊妹。中國知識份子是否一向命蹇時乖?主體雖是工農,誰來宣傳、鼓動、組織、領導工農?井崗山時期打過“AB團” ,槍殺了大批自己人,連胡耀邦都雖未死也脫了一層皮,他自己說原是個“小胖子”身心交瘁就此被整成了“小瘦子”。延安時期更是主要針對青年知識份子發動了“搶救”運動,多達80%的投奔革命者被打成了國民黨特務,韋君宜在她的《思痛錄》中記述說她和她老公楊述差一點兒就送了命。不幸的是,後任中共中央華北局宣傳部長的楊述,反右期曾是北大物理系的工作組組長,楊組長劃定了多少北大右派?筆者則是楊組長親筆劃定的最後一個右派,黑名單上緊挨著我的下一同學,倖免于難沒被戴上右派帽子,二十二年後戴上了院士帽子。楊述先生的手上是否沾有劉奇弟的血跡?作為過來人,他真的認為我們這些青年學生要反黨?為虎作倀的楊先生自要負責。然而他又能負多大的責任?至少不是始作俑者。他只是那部機器的操作者之一,投人者不往裏投人,自己將被投入。悲哉,中國知識份子。

我總認為,倘若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受到了遏制,就不可能肆無忌憚地在1958年推行大煉鋼鐵、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也不會導致1959年以指定彭德懷、張聞天等黨內功臣為反黨分子起始的反右傾整肅,並加劇了1958年已經開始的饑荒。三年的全國大饑荒,赤地千里,餓殍遍野,據李銳在其《廬山會議實錄》(1995年1月河南人民出版社)第334頁所提供的資料,當可推算出1958年起三年內中國的人口淨減了五千三百萬,即使不考慮那之前的高出生率,全國餓死了多少萬人!饑荒尚未完全結束,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的勉強檢討話音方落,又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並被反復強調成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然後是“四清”、清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接著響起了以批“海瑞罷官”為領唱的一片批判聲,已經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了,終致暴發了“無髪(法)無天”的十年“大革文化命”。這一切,難道不都是反右派運動的必然延續?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就沒有消停過。1957年以前的事情,也許可矯用鞏固新政權之需來解釋,不過思想領域的批判尚只限于高層知識份子,而且沒有忘記第一個五年計劃制訂的經濟建設。1957年,批判的武器終於蛻變為武器的批判,露出了崢嶸。意味深長的是,彭德懷元帥在1957年是堅決主張反右派的;1958年則由其主持鬥出了以粟裕大將和另一位國防部副部長為首的“反黨宗派集團”,並迫使劉伯承元帥掛印而去;一年後他自己竟也落到了十分悲慘的境地。這也從另一側面證實了林昭的先驗“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樣不得自由”。

其實在1957年之前,1955年的反胡風集團及其延伸“肅反”運動,已經在全國範圍內對特定人群作了“反右”式演習,斷章取義、無限上綱、指鹿為馬、無中生有等等十八般武藝都搬出來操練了一番,以備二年後使用。我們在北大也經歷了“肅反”,但它沒有傷及北大元氣,畢竟這裏不是作家協會或政府機構,學生們的年齡也夠不上當“胡風分子”或“舊政府人員”。中國知識份子往往以山野之心度廟堂之腹,無能無奈而且輕信。1957年春,我們聽到了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傳達,毛澤東提出了“人民內部矛盾”新概念,強調了要堅決貫徹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早在1956年4月已提出文藝上要百花齊放,學術上要百家爭鳴)以及(中共和民主黨派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等方針。它也是個助黨整風的動員報告。於是引發了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雖然同在1957年2月已密令各級黨委要密切注意知識份子的動向。4月27日中共中央下發了〈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指示”說,鑒於執政黨內某些人的表現,有必要在全黨進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整風運動,主題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方法是和風細雨。於是黨的各級組織和各個部門竭盡全力要人“鳴放”。4月30日到5月中旬,毛澤東還親自多次邀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座談,號召他們對黨和政府的缺點錯誤,大膽提出批評建議,以幫助黨整風。於是我們這些少不更事的北大學子無不歡欣鼓舞,早就模糊了“肅反”情景,躍躍欲試著響應黨的號召。誰知,距2月27日不到3個月的5月15日, 毛澤東就下達了“發給黨內閱讀”的〈事情正在起變化〉,首現了中國式“右派”稱呼,並說“在民主黨派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他們正在興高采烈。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5月18日周揚即按此文佈置了文藝界的反右。教育界更是在劫難逃,北大則首當其衝。陷阱已經挖好,虛“席”以待,就等著5月19 日北大的傻小子們來跳了。林昭雖沒有立即跳進去,但是陰森的“陽謀”仍在繼續著,她在良心的軀使下終於跳了下去,並且送了命。

“引蛇出洞”後的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再發指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同日,《人民日報》刊出毛澤東起草的〈這是為什麼〉,正式向全國發佈了攻擊右派的號令。至於6月19日公開發表的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通篇的主旨已和早先大相徑庭,加進了判別香花毒草的六條標準,出現了引蛇出洞、“陽謀”等等說法。7月1日《人民日報》刊載了毛澤東撰寫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公然聲言反右派是搞了“陽謀”,“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這就是“反右”和包括“肅反”在內的1957年以前歷次運動的不同之處,耍了“陽謀”!

據說北大當年有八千人員,不管是抓了699個右派也罷,是抓了1500個右派也好,都已超過了毛澤東原先規定的5%的右派比例。這些右派分子到“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的偉大領袖殯天後的1979年都獲得了平反。不是“摘帽”是“平反”,或曰“改正”,也即北大黨組織承認當年搞錯了,全錯了。其實全國又何嘗不是如此。但是死者已不能複生,逝去的青春也不再回來,還有風氣的惡化,誠信的缺失,良心的扭曲,道德的淪喪,人心的崩潰,……,豈一紙改正書能夠挽回。林昭這樣的棟樑之材則被奪去了為國效力的生命。更為莫名的是,一個個右派分子雖說是抓錯了,但是反右派運動仍是正確的!還有比這更荒唐更可怕的說法嗎。可怕之處在於,倘若肉食者們再搞個什麼運動,隔了多少年後繼承人也是給苟活的受害者和冤死者家屬一紙改正書,輕描淡寫豈不又是什麼事也沒有了!八國聯軍、侵華日寇、反右派運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傷害北大最烈的四大事件?可憐的北大。隱藏並篡改自己的歷史,更是和最高學府的地位及作用極不相稱,可悲的北大。文天祥稱頌過秉筆直書的“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如今的北大呢?都即將進入21世紀了,用董狐那樣的筆“實錄” 下百年校史,不見得一定會像成百上千年前的封建“史官”般送命吧。至少是不能造假。史實有道是薪火相傳,永不熄滅,林昭不死!

“陽謀”踐踏了中華民族的道德底線。中國歷朝歷代講究“君無戲言”,用國家的名義誘騙人民“引蛇出洞”實聞所未聞。朝野皆知,誠信乃社稷之本,夫子曰“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即使就經濟言,長達21年後直到1978年,雖然該年還進口了21億美元的糧、棉、油(佔進口總額的五分之一),但中國的人均糧食佔有量仍大體停留在1957年的水平,人均棉、油佔有量則低於1957年的水平。對1978年前的國民經濟,中共中央講是“已瀕臨崩潰的邊緣”。就社會整體說,1957年的陰霾飄蕩至今沒有逸散吧,君不見貪官酷吏遍宇內、社會道德大淪喪,馬克思說“統治階級思想是統治思想”,悲夫。民族悲劇一幕幕綿延,總未得清算。巴金預言“凡是忘掉過去的人註定要重蹈覆轍”。陸定一臨終前曾懺悔“我們的宣傳部那許許多多年的工作,還不是整完了一個人再整一個人。”但他沒有講述對任一個人的整人經過或手法。記得1957年春,陸定一曾到北大開學生座談會,號召我等要不怕撤職、不怕開除、不怕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五不怕”,以幫助黨清除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除三害”(號召我們學生是幫助党“除三害”,而非幫助黨“整風”)。後來得知,“五不怕”並非陸定一的創造,他只是鸚鵡學舌進行傳達。作為中共中央宣傳部長的陸定一雖非織網者,也是下網者之一吧。“文革”伊始他自己也被罩進了羅網,身受其害,“十年浩劫”期結束,出獄後則垂垂老矣,終於說了些差強人意的話語。

要說,一些右派分子顯然存在著性格上的缺陷,也非人人品德高尚。至於改革開放以來,原先的右派帽兄們更是發生了分化,吃一塹長一智,有的人急於翻身,識時務者飛黃騰達了。例如,有人準備紀念一下反右三十周年,據說參加籌備座談的二位先生予以了報告,導致方勵之(北大物理系畢業生)等三人被再次開除出了共產黨。後來,二位先生大大的升了官。長江截流日,有人在廬山頂上目睹了八輛小車夾一輛中巴載著“國家領導人”進行“視察”,好不威風。另一位則在1989年夏秋之交,第一個以“國家領導人”的身份在全國政壇上譴責了反革命暴亂。

去歲仲秋時節我和老伴再去祭掃了林昭的墓地。墓在蘇州靈巌山南麓安息公墓老區最高層的左端,占地約二平方米。半米多高的墓碑正面刻著“林昭之墓”,背後節錄了林昭遺詩“自由無價/生命有涯/寧為玉碎/以殉中華/林昭  一九六四年二月”。墓左側的翠柏已經成蔭,右側為其父母合葬處,左後緊貼的香樟樹長高到八九米了,四周皆濃綠遮天。墓後漸去漸高的靈巌山坡亦鬱鬱蔥蔥,間或染雜著點點鵝黃嫣紅。如此清靜幽雅之地,林昭在天之靈當會覺得還是故鄉美吧,儂(吳語,即“你”)本潔來還潔去。中國佛教蓮宗(即淨土宗)十三祖印光法師、及其弟子“文革”期護法園寂的靈巌寺方丈妙真法師(1959年林昭曾在靈巌寺養病小住,期間和妙真方丈多有酣暢淋漓的交談)之舍利均安臥於靈巌山間,林昭有高僧同行亦可稍解寂寞吧。荊妻奉上山花一束,心香一炷以祭奠墓中烈女子,余默立碑前對這位我們二家舊居相距不足百米的同鄉兼北大同學能說些什麼呢?於無聲處聽驚雷。斯時,雨絲飄忽,秋風肅殺,勾想起了另一位先烈就義前一刻寫下的詩句“秋風秋雨愁煞人!”秋瑾和林昭,一居西子湖畔一宿靈巌山麓,得天地之靈氣,升人間之正道,為山河壯色,替民族增彩,偉哉女中豪傑,“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

1907年7月15日,33歲的鑒湖女俠被公開殺害於紹興軒亭口。全國大嘩, 各式報刊包括外電,立即加以報導,繼之以評論、唁文、挽聯、通電、抗議、譴責、追究責任,秋瑾的年表、演講、詩文、照片、墨蹟等等也湧現了報端,接著出現了大量歌頌秋瑾的詩歌、小說、戲曲。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秋瑾遇難後不足百日,山陰縣令自縊身亡;紹興知府屢圖調官而被各地抵制,只得改名換姓;浙江巡撫不久也抑鬱而死。秋瑾就義後四年清王朝覆滅。林昭被秘密殺害後十三年,媒體才在長篇報導審判“四人幫”時舉例而首次講述了幾句林昭事。當年評說秋瑾“自由為彼而生,彼為自由而死。”六十年後36歲的林昭也“彼為自由而死”了。秋瑾自是我們古老民族的偉大英雄。然而那時,清王朝已搖搖欲墜朝不保夕,國人皆曰可殺宮裏的那個老太婆。林昭進行抗爭時,個人迷信方興未艾,金輪冉冉正在上升,當其時有幾人的認識能有林昭那麼深邃?更可貴的是又有幾人能有那麼堅定的鬥爭勇氣?就這一意義上說,林昭當已超越了秋瑾吧。

掃墓途中遇一幹部一工人,和林昭素昧平生卻也來探謁其墓。聽山間農婦紹介:曉得的,北京的大學生,作孽喏,年紀輕輕標標致致還沒成家呢,冤死的;經常有人來上墳的,上星期還來了一批學生仔。是呵,民心不可欺,真所謂“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哲人康得講“我不能說違心的話,但我可以不說話。”林昭沒有說違心話也沒有不說話,林昭沒有不說話更沒有說違心話,在那個風雨如晦的年代,這需要何等堅硬的骨頭,何等堅定的信仰。1962年林昭曾保外就醫八個月,在那樣的高壓氣氛下她寫信給陸平(“一二九”運動時的學生領袖,中共地下黨員,1958年春接任北大黨委書記,後兼為校長),林昭仍還在、竟還敢責問校方不是像老校長蔡元培那樣去保釋學生,而是把大批右派學生送去監督勞動;更可貴的是她仍高昂著頭顱,以右派一員的身份堅決否定了反右運動,宣稱“要以最後一息獻給戰鬥”。旋被收監後林昭更形堅定地反對了現代造神運動,總說實話且不改口,堅持真理絕不妥協。木秀于林風必摧之,豈能容爾豈可容爾。林昭遭捕後5年才以“反革命”罪予以判決,是20年徒刑,再3年卻被改判死刑並立即執行,我猜想引用的是“文革”期新鮮出爐的《公安六條》中的“惡毒攻擊”罪吧,從重從快。林昭在獄中被宣判執行時,喉部勒著繩子、嘴裏塞進了錐形橡皮塞子,雙重措施以防她張口進行“反革命宣傳”,監獄當局膽小如鼠呵。沒有開庭審理,槍殺現場除了劊子手外別無他人。家屬事前不知道,後來也沒有看到遺體。林昭遇害後,有關部門卻上門向她母親索要了五分錢子彈費!使林昭媽媽驟聞噩耗肝腸寸斷猝然昏厥。要母親掏錢購買槍殺自己子女的子彈,狠毒如斯,誰言中國人缺乏創造力。1960年林昭被捕後不足一月,其父深感絕望而自盡身亡,在他認為家中最進步最有才華者被毀後“我們家全完了”;1968年林昭遭難後,其母悲情難抑且遭逆子虐待,多時躑躅街頭尋找愛女有如魯迅筆下的祥林嫂,終致栽倒在公交站點搶救無效故去;林昭妹妹後來中年赴美,艱苦奮鬥,現雖生活無虞,但孤身一人每每念及親人故土,未免深陷憂鬱悲切之中。嗚呼,家破人亡。

我想起了另一女子張志新,雖然她和林昭有相同的悲壯終極,然而她的覺悟比林昭遲、遇害比林昭晚、認識比林昭淺、才華比林昭低。張的要害是反對所謂“四人幫”,但她缺乏像林昭那樣透徹的民主和人權理念,以及被釘在十字架上用自己的血拯救世人的基督精神。我無意貶低張志新,只是不明白為什麼張志新被追認為烈士而林昭不能,就因為張是共產黨員?這是共和國的烈士,不隸屬於某個政黨。我也想起了又一個遭殺害的女子劉胡蘭,且不說“生的偉大死的光榮”的烈士紀念碑高聳入雲,下令和執行殘殺劉胡蘭的兇手早已伏法,下令和執行殘殺張志新及林昭的兇手呢!

林昭的大舅,曾任中共蘇州獨立支部書記,後於1927年在中共江蘇省委青年部長任上遭國民黨當局殺害。林昭的母親許憲民先生,少女時就追隨兄長投身大革命,是蘇州最早穿上軍裝的女子,抗戰期間被中央政府任命為敵佔區專員,因而坐過日本人和汪偽的監牢,後在“國大”代表任上幫助建立了中共地下電臺並聯絡提供情報等等,對大部隊過江頗有貢獻,最後則擔任了民盟蘇州市委常委和蘇州市政協委員。林昭的父親彭國彥先生,耿介孤高一書生。在此家庭耳濡目染,林昭很早就追求革命,也被列入過黑名單,後來報考了蘇南新聞專科學校(具短訓班和工作隊性質,實行“供給制”,因此林昭若還健在,將享受“離休”待遇),並激情滿懷地參加了江南土改,1952年她在日記中說“在心裏默念著我們偉大領袖──親愛的父親的名字,而寫下我的誓言。”直到1957年那張大字報出現之前,林昭一直是個接受正面教育的熱愛共產黨的進步青年。後來的反差實在太大了。1964年林昭在獄中,就她所受的革命家教作詩〈家祭〉說“三十七年的血跡誰複記憶?/死者已矣,/後人作家祭,/但此一腔血淚。/舅舅啊!/甥女在紅色牢獄裏哭你!/在《國際歌》的旋律裏,/我知道教我的是媽,/而教媽的是您”。不知迫害過林昭的袞袞諸公讀此烈士後人的詩文時作何感想。

1982年4月,林昭遇難14年後,這位烈女子才得以魂遊故里, 在父母墓旁安了個衣冠塚,距抗金英雄韓世忠、梁紅玉墓不遠處。又過22年,2004年4月林昭方魂兮歸來,骨灰入墓,總算是依偎到了母親的懷抱。骨灰盒中還放有原置於衣冠塚裏的林昭的一綹頭髮和生前用過的一方絲巾。林昭蒙難始自為張元勳等二同學的大字報〈是時候了〉受圍攻而打抱不平,她抗爭的是人人應有發言權。若干年前張元勳在張貼于網上的〈北大往事與林昭之死〉中說,當年辯論時林昭對黑暗中的詰問者高聲回答“我是林昭!怎麼?你又是誰?竟是如此擺出一個審訊者的腔調!你記下來!‘雙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收集在《林昭,不再被遺忘》書裏的同名文章中沒有“三十六”三字。也沒有下述的感慨)。張元勳在長文的末尾說“林昭在1957年北京大學的論戰中用‘雙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自報家門,她遇難之時正是三十六歲,罹‘口舌之災’,二者竟在她的名字的破解中不幸言中!”(三十六即雙十八,十字一豎插入八字成為木,因此三十六也可解構為雙木“林”。筆者無意採信推背圖式的讖語。1957年那個夜晚,林昭是否就自己的名字說過三十六那個數目,已成張元勳的孤證。張先生在正式出版物中未列入這一部分,是否表明他原先沒有想到“名字的破解”?)36歲的罹難者,36年後骨灰方入土為安,二個36了,筆者當否也引用張元勳網上長文的結語?“真可謂‘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信哉!如是我聞!阿彌陀佛!”

林昭的詩作已收入《北大風──北京大學學生刊物百年作品選》。選集中也有胡適、魯迅、朱自清、劉半農、高長虹、沈從文、汪曾祺等大家的作品。安息吧,安息公墓裏的林昭魂,人們不會忘記你。君不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浩浩蕩蕩前來向你致敬,跟隨你不是“以暴力去建立,甚至不能以權力去建立”一個“真實而完整的自由”中華。

钱理群:发生在未名湖畔不应忘记的往事

五月 5, 2009 由 taosl

发生在未名湖畔不应忘记的往事

——记1957年的三个学生刊物

(一) 《红楼》:“山雨欲来”前的青春歌唱

1957年的第一个早晨,北京大学大餐厅(今大讲堂的原址)前,两张大餐桌上堆满了刚刚出版的大型学生文艺刊物《红楼》的创刊号。参加了通宵狂欢的北大儿女们,晚妆未残,微有倦意,便围购如堵。只见一位衣着淡雅、步态轻盈的女大学生和几位男同学在那里忙碌着。这位女生就是后来以其壮烈之举震撼全国、并终将载入北大史册的林昭,当时她就已经在燕园文坛上颇有诗名,诗友们都亲呢地称她为“林姑娘”。但此时的读者却对她并不注意,他们已经被新出的刊物封面所吸引:这是一幅木刻图案,是一个牧羊人正驱赶着羊群走下山岗,山上草木摇曳,山外浓云翻滚,题名是:“山雨欲来”。1——多年以后,人们才意识到这竟是一句“谶语”。2

打开刊物,第二页便刊登着著名的30 年代校园诗人、如今是北大中文系教授的林庚先生的《红楼》——

“红楼你响过五四的钟声

你啊是新诗摇篮旁的心

为什么今天不放声歌唱

让青年越过越觉得年轻”

这里响彻的正是这个新诞生的校园刊物给自己定下的旋律:尽情享受着“年轻”的“青年”的“放声歌唱”,这是一种典型的时代与个人的“青春歌唱”。在《发刊词》里,对此有更具体的阐述——

“我们的刊物是以红楼命名的百花园。我们的百花园必将五彩缤纷,万紫千红,红楼的光芒照在花园里,这红光告诉我们,要学习五四时代青年的革命精神,要大胆地干预生活,要勇于和善于建设,支持属于我们时代的,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的一切;也勇于和善于揭发、批评阻挠我们前进的陈腐的一切!我们的红楼要有青年人的特点:不仅主要是青年人写,还要着重写青年;不仅主要是学生写,还要求写学生。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导下,它将发表不同风格的创作。我们的花园欢迎从任何地方寄来的花种,只要它是真的花,有生命,在我们这里,都有它生长的土地”。

可以看出,这样的青春歌唱的激情是被时代所唤起的:几乎所有的年轻大学生都毫不怀疑地相信,无数先驱者为之流血奋斗的,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真正的民主、自由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时代已经向他们走来,他们的任务就是发扬五四的革命、批判与创造的精神来迎接这个时代,以时代和国家主人翁的姿态,发出年轻人自己的声音。

这可以说是当时北大的“校园心境”。或许读着这期《红楼》,燕园学子就会回味起刚刚度过的新年联欢晚会的情景——这几乎成了晚会参加者终生难忘的校园生活中最后一个美好的记忆:“大餐厅的中心放着一个直径两米的大花盆,里面载着一株五六米高的针松圣诞树,树叶之间灯光明灭……。‘迎接伟大的一九五七年’金色大字悬挂在主席台上,所有的聚光灯都投射在这十个金色大字上,仿佛它就是即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那金色的日子!……午夜十一时三十分,我们敬爱的马寅初校长、周培源教务长等学校领导来到迎接新年的会堂,登台贺年,舞曲骤停,八千骄子静立。当午夜的钟声敲响第十二响,余音未绝,北大沸腾了,如群山在笑!……”,“马老的习惯用语‘兄弟我!’刚一出口,他的话就被海涛般的掌声所淹没”,他出乎意外的朗声说道:“恭喜诸位新年发‘才’”,看到同学不解的眼光,又不慌不忙地解释道:“这不是‘财富’之‘财’,而是‘人才’之‘才’:祝福诸位成为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才!”哗然大笑之后,又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3“成才”,确实是那个年代的北大学子的共同的金色的梦想,似乎也是时代的要求:就在1956年,1 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4 月,毛泽东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校园里的十七、八岁、二十来岁的年青人立刻被这“时代鲜丽而充满朝气的口号迷住了”,如时为北大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红楼》编委的谢冕所说,“就这样,我们这些如花的生命便集结在‘向科学进军’的旗帜下,从此开始了我们的20 世纪50 年代的理想主义的‘进军’”。4

在这样的时代风气下,校园里的文学气氛十分浓郁。谢冕的同班同学、也是《红楼》作者、校园诗人的孙玉石有这样的回忆:“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年轻人,整天沉醉在喜欢的书本里,新鲜的文学作品中。为了满足同学们的创作欲,邓美萱、李鑫办起了手抄本墙上小报《小火星》,许多今天看起来也是最先锋的文学作品,都在那里发表。为了享受一场人艺名流演员演出的话剧《雷雨》,全班人散场后无车可坐,竟旷野放歌,夜走京城,到学校已经是凌晨四点了。我们宿舍的六个同学,个性和趣味各异,天南海北,无所不谈,后来索性弄一张纸,用毛笔写了‘六味书屋’几个字,贴在宿舍门口。张时鲁用他的内蒙口音,给我们这些从中学来的,经常大讲萧洛霍夫、杰克.伦敦、海明威,他赞不绝口的是:‘真了不起啊,《静静的顿河》、《荒野的呼唤》、《老人与海》!……’他像一匹饥饿的狼,吞噬着一些西方现代名著,总是埋头写自己的长篇小说。才华横溢的孙绍振,读的书最多,思想也像跑野马一样自由无羁,他和才女温小珏一起,常常把最先锋的作品的信息传到班上来。‘萧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岳野的话剧《同甘共苦》,真是妙极了!’于是,我们班里很多人抢着看这些作品,为萧洛霍夫对于战争摧残人道的描写所震撼,为一些老干部进城以后的喜新厌旧而愤愤不平。拉甫列涅夫的《第四十一》,从小说到电影,班上看了的人交口称赞,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普希金、莱蒙托夫、聂鲁达、希克梅特,艾青的《宝石的红星》、《在智利的海峡上》,……几乎成为我们几个喜欢诗歌的人口头议论的专利。……在宿舍里,教室里,孙绍振常常伸出双臂,尖声高叫地朗诵着:‘伐木者,醒来吧!’……”——这“醒来”的呼喊,就成了那一代人生命中的永恒:孙玉石在四十三年以后,回首往事时,“不能忘却的,而且要刻骨铭心要牢记于怀的”,依然是这呼喊。5

于是,我们发现,1956——1957年的中国校园里的年轻人,正处在精神的苏醒之中,内心涌动着对知识、理性、理想的渴求,以及不可扼制的自由创造的冲动。年轻人的创作才情如熔浆般的喷发了。在《红楼》上经常可以读到这样的“北大文艺动态”:“中文系三年级同学王磊同学的诗集《寡妇泪》已在二月份由通俗文艺出版社出版”,“本校音乐创作组刘季林同学(中文系二年级)创作的音乐作品《少年钢琴曲》已被音乐出版社接受出版,这是作者的处女作”6;各个外语系纷纷编辑出版学习翻译的刊物,计有俄语系的《十月》、东语系《翻译习作》、西语系《桥》等,中文系的班级手抄刊物也如雨后春笋,如语言专业二年级一班的《短笛》、二班的《百花坛》、《小火星》、朝鲜族同学的《长白山》,新闻专业一年级三班的《向日葵》等等7。校园文化活动也很活跃,据报道,苏联作家波列伏依、卡达耶夫,印度作家库玛尔,日本作家藤林成吉、青野季吉,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练成的》的作者)夫人,苏联电影大师邦达丘克,中国作家、学者李健吾、陆侃如、刘大杰、康濯、吴祖光,电影演员赵丹、白杨、黄宗英、孙道临等,都曾来校与学生见面、座谈。8

《红楼》就是在这样的土壤中拔地而出。在此之前,已经有了《北大诗刊》(1954年创刊,初为三十二开本,1956年改为十六开本),聚集了几乎所有的燕园诗人,后来张元勋作了这样的描述:“当时的社长是现代派诗人赵曙光,社员则有古典派诗人崔道诒、哲理诗人马嘶、李任、海滨诗人孙克恒、叙事诗人薛雪、抒情诗人张玲、学者诗人谢冕、大漠诗人任彦芳、唯美诗人王克武等”,当然,也还有林昭和张元勋自己。当年,他和林昭一起负责编辑《北大诗刊——1956年新年专号》的情景,是永远难忘的:那一期的封面用的是粉红色的胶版纸,印着提着灯笼的女孩的刻纸图案,有一种朴素的美感,就是出自林昭的匠心。9这一期还刊载了谢冕的一首《一九五六年骑着骏马飞奔而来》,其中有一句“虽然冰霜封冻着大地,可是我的心却燃烧得发烫”,与写在同时的张元勋的诗句:“欣喜。冰已消融!春已有了消息!”,都是传递着一种心声,以及对时代变迁的信息的某种直觉的把握与敏感的。因此,由《北大诗刊》到《红楼》,是一个自然的延续和发展:从纯诗刊发展成综合性文艺刊物,除这些校园诗人之外,就吸引了更多的校园作者:写小说、散文、评论,以及画画,作曲的……都纳入其中,俨然形成了同学们所戏称的“北大文艺界”。据张元勋回忆,任《红楼》主编的是时为团委宣传部长的中文系助教乐黛云,副主编是康式昭、张钟(中文系四年级学生),编委有马嘶、李任、王克武、林昭、张元勋、谢冕、张炯(按年级自高而低排列)等。10从编委会的组成,可以看出,《红楼》是一个在团委领导下的学生社团刊物。这就表明,五十年代的中国校园诗歌与文学,它既是五四所开创的校园诗歌与文学的继续,同时也具有自己时代的特点:和五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一样,它的合法性与出版经费、空间都是由党、团组织和国家、政府(学校行政领导)所给予的,因此,服从党团组织的领导,是决定其存在与发展的绝对要求。在这一前提下,学生也有一定的自主性和活动空间,如以后我们所要分析的,这中间也会出现一定的缝隙和矛盾。《红楼》的作者,除前述《北大诗刊》的大部分作者外,还有沈泽宜、孙绍振、蔡根林、刘登翰、张志华、汪淅成、杨路、韩乐群、江枫、陆拂为、孙玉石、杨书案、洪子诚、翟奎曾……等。人们不难发现,这些作者尽管在反右运动以后有着不同的命运,但当20 年后中国开始出现新的复苏,他们就立即显示出新的活力,活跃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界与学术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红楼》是培育“不垮的一代”人才的摇篮。

《红楼》就是这样的意气风发、才华洋溢、充满创造活力的一代人的自我塑像。

《红楼》第2 期“封四”的一幅照片配诗这样写道:“世界是这么广大\友谊是这么真诚\生活是这么美好啊\我们又这么年轻”(作者:任锋即林昭),于是,就有了这一代人的单纯而真诚的歌。他们在看来枯燥的大学日常生活中发现了诗:“在这短短的四十五分钟里,\新铺的铁路又伸长多少公里?\\多少个灿烂的小生命\哇哇落在洁白的产盆里?\多少倍‘四十五’的楼房,\在祖国的大地上矗立起来?\都在转瞬即逝的四十五分钟。\\也在这短短的四十五分钟,\我们又跨出了坚实的一步,\向着光芒四射的科学的高峰”(张志华:《大学抒情.四十五分钟》,载《红楼》1957年第二期)):寂静的小小教室、图书馆联结着沸腾着的广大新世界,这是凝结着这那一代人的大学想象的。他们更是低声吟唱心里流出的恋歌:“你是快乐的春天,\我是沉默的冬天。\你靠我如此的近,\却又离我那么的远”(汪淅成:《恋歌》,载《红楼》1957年2 期);“我每次都看到你的背影;\我们的距离并不太远!\和风会吹融冻结的湖心\吹绿沉默的田园。\——假如你是冬季,\我是春天。”(白薇,即张元勋:《假如——答“恋歌》,载《红楼》1957年2 期):诗的意象、诗的语言,以及爱情本身,都是这样明净、清纯,这去尽粉饰的本真状态,或许也是这一代人心的追求。

也是刊载在《红楼》1957年第2 期的蔡林根的《东阳江》,意蕴就不那样单纯:它或许是显示了这一代人生命深处更为丰厚的那一面。童年的回忆里,不仅有“无忧的童心”,更是处处流淌着“忧郁”:“我喜欢忧郁地在树丛穿行,\任错杂的灌木钩破裤腿,\穿过树丛,在江边,\瞩待东边出现的白帆……\我羡慕散搭在沙滩上的,\像旷野里长着的蒲公英一样的帐篷,\和那些成年在江上流浪的撑排人”;“东阳江,……你启发我去探索更宽阔的天地,\我穿着你的水珠浸湿过的\你的沙砾灌满过的\草鞋,未长大就踏上流浪的途程……”。童年记忆里,更抹不去的,是这条母亲河长久沉默后的“凶猛的爆发”,以及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的无尽的苦难:“乡人们把木犁插入泥中,\咬住嘴唇顽强地生活,\只在筋疲力竭的夜,\闻到桨腥味时才发出痛楚的叹息”。“东阳江,南方丘陵中的江啊,\你教我像你一样地去爱人类,爱阳光和云霞,\你教我像你一样去忍受和沉默,\爆发和反抗,发出像你一样粗犷的吼声”。这首诗里所显示的,与生养自己的土地和耕耘其上的父老乡亲的血肉联系,以及从父辈那里流传下来的“爱”与“反抗”,“沉默”与“爆发”,或许是这一代人生命中更为内在与根本的东西。而诗中所流露出的心灵的忧郁,悸动与不安,也同样传递着某种时代的信息,尽管暂时无论是发表这首诗的《红楼》编辑,以及它的读者,甚至连诗人本人都未必意识到这一点。但这首诗也就成了那个特定的多少有些微妙的历史时刻中国青年的心声。20 世纪末,当一切尘埃落定以后,已经是权威的文学史家的谢冕,把这首刊载在《红楼》上的年轻大学生的诗选入他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8 卷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作为那个时代的代表作,这正是一种历史的眼光。

人们还注意到,《红楼》1957年第2期的《编后记》,据说这是林昭写的:“我们希望在《红楼》上听到更加嘹亮的歌声。希望我们年轻的歌手,不仅歌唱爱情,歌唱祖国,歌唱我们时代的全部丰富多彩的生活,而且也希望我们的歌声像炽烈的火焰,烧毁一切旧社会的遗毒,以及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东西”。这一期出版于1957年3 月,早在1956年文艺界已经出现了“干预生活”的文学浪潮,其代表作《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等早已在影响最大的《人民文学》上发表,在孙玉石前述回忆中提到的引起大学生们极大兴趣的话剧《同甘共苦》也是这一思潮的产物。在前引《红楼》发刊词里就已经有了“干预生活”的说法,这里对文学的批判功能的进一步强调,则反映了像林昭这样的更具反抗性的年轻大学生的内在的怀疑精神与批判激情,他们对“旧社会的遗毒”(后来就被概括为“阳光下的黑暗”)的敏感;这或许正是另外一些尚沉浸在阳光下的幸福的年轻诗人所不理解的,这里,实际上就已经预伏着此后《红楼》内部的分裂。但眼下却并不见裂痕:赞歌与情歌仍是《红楼》的主旋律。仅是发表于第2 期的林昭的《姑娘说.调侃“奖章诗”的作者们》,多少显示点不同:如诗题所示,这是一首讽刺诗,调侃的对象是那些将“劳动”与“爱情”作简单联系的“新情诗”的作者:“亲爱的作者,你干吗非得要\在我胸前缀上各式各样的奖章?\你那可怜的抒情诗啊,\为什么总只能粘在奖章上?\\看着你的诗,我不由得悲伤地想,\谁知道吸引你的是我,还是奖章!\假如世界上没有了奖章这东西,\难道说你就无法把爱情歌唱?”这背后,其实是隐含着诗人对流行的对“诗歌(文学)”、“爱情”、“劳动(政治)”关系的庸俗化理解的质疑,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时代主潮观念的质疑,并显示了一种逆向性的思维方式。同时,也启示我们:前文所说的《红楼》创作的“青春歌唱”的特征,是中国年轻一代处于“苏醒”时期的精神现象,不仅包含了巨大的自由“创造”冲动,也孕育着某种自由“批判”的激情。

而到了《红楼》第3 期,就有了更为明确地呼唤,这一期的《编后记》里,这样写道:“我们愿意和北京大学全体师生一起,学习开辟了五四道路的革命先驱者的榜样:执著真理,疾恶如仇,把火一样的爱情献给祖国、人民、革命,把致命的投枪掷向阶级敌人,掷向思想领域的丑恶,……揭露现实中的矛盾,批判错误,歌颂先进。我们希望:把眼光放远一点,看得广些,关心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学术思想界的动态,文坛上的重要现象和问题。”——如果说《红楼》第1 期编者与作者的目光主要是面对校园内部,现在则明显地转向更广阔的外部世界,以年轻人所特有的敏感,感受着此时国家政治、经济生活,思想、文化、学术界所孕育的新的变动,并表现了以“执著真理,疾恶如仇”的精神投身进去的巨大热情。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自我反省:“许多读者指出,在本刊第一、二期上软绵绵的情歌多了一些,看不到更加富于时代特征的雄壮的篇章”,并且提出了这样的质疑:“难道说今天的青年歌声中的主流,真是小夜曲?”表示要“从前人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中吸取前进力量”,“大张双臂欢迎政治热情昂扬的诗篇”。而最后的召唤则更加意味深长:“作为五四事业的后继者,作为新时代的青年,‘鸣’起来!”

在这一期,“为了纪念“五四”,就有了一次作为“更加富于时代特征的雄壮的篇章”的政治抒情诗的喷发。据张元勋回忆,这一次《红楼》编辑部几乎是全体动笔,由十三位校园诗人集体高唱一曲《五四之歌》,“真可谓气势不凡”!“而这一组组诗尚未排印之先就被北大诗歌朗诵团突击排练,成为一出动人的大型诗朗诵表演。于1957年5 月4 日的晚上,在北大东操场五四营火会上与火炬传递同时隆重演出。……整个操场倾刻之间变成一个火炬的海洋、光明的海洋、炽热的海洋、呼啸的海洋!而诗朗诵便在高音麦克风里昂扬响起”11:“在五月,我的心情更加明朗\就像我头顶上的天空一样。\在火的三十一天里\我觉得自己长得更快\就像童话中的人物\不是一年一年地长,而是一天天地长!”“我向往震撼世界的五四运动\也羡慕流血的一二九\但是,我更爱我们这个时代,\——共青团驰骋的年代。\几十年后,或是一百年后,\我们将坐在青青的草地上\给二十一世纪的青年\讲我们共青团豪迈的故事\那时候,我\也许成了一个老共产党员\(或者,在共产主义的天气里,党已经消亡)”。啊,“五月,我的心情更加明朗\我真想\和我的每一个同志亲吻\合唱我们最喜欢的歌子\从傍晚一直到天亮!”(马嘶:《给我的共青团》,诗载《红楼》1957年3 期)。——这更是一次浪漫的乌托邦的政治激情的喷发:用的是赞歌的形式。但谁也没有料到,另一种形态的政治激情的喷发,正悄悄地接近。

这时的《红楼》的编辑部却弥漫着一种离情:编委会内与编委会外的一些作者都邻近毕业了。于是,就有了5 月19日这一天的游园活动。十一位《红楼》文友漫步于颐和园,并由林昭摄影,留下了唯一的、也是最后一张合影,为这段青春岁月留下永恒的纪念。12照片上,每一个人都在微笑。但谁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真正的分离:政治的分离与心灵的分离呢?即使再度相遇,心也都破碎:历史对这一代人终于露出了严酷的一面。

(二) 贴在墙头上的诗:诗歌参加论战

就在5 月29 日这天的晚上,北大出现了第一批大字报:先是历史系一群同学贴出大字报,责问团委会关于全国第三次团代会北大代表产生的情况;接着哲学系学生龙英华,数学系学生陈奉孝、张景中等,与历史系学生许亭南先后贴出大字报,或“要求开辟民主墙”,或主张“取消党委负责制”、“废除政治必修课”、“取消秘密档案制度”、“确保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13当晚,学校就骚动起来,校园的宁静被打破了。

第二天早晨,同学们到大餐厅(前述发行《红楼》第1 期的地方)就餐,又发现东门左侧贴着一张大字报,是一首长诗,作者是《红楼》的作者沈泽宜和编委张元勋。由于这首诗影响重大,全文抄录于此——

是时候了

(一)
是时候了
年轻人
放开嗓子唱

把我们的痛苦 和爱情
一齐都泻到纸上

不要背地里不平
背地里愤慨
背地里忧伤

心中的甜、酸、苦、辣
都抖出来
见一见天光

把批评和指责
急风般落到头上

新生的草木
从不怕太阳照耀

我的诗
是一支火炬

烧毁一切
人世的藩篱

它的光无法遮拦

因为它的火种
来自——“五四”!!!

(二)
是时候了
向着我们的今天
我发言!

昨天,我还不敢
弹响沉重的琴弦

我只可用柔和的调子
歌唱和风与花瓣

今天,我要唱起心里的歌

作为一支巨鞭
鞭笞阳光中的一切黑暗!

为什么,有人说团体里没有温暖?

为什么,有无数墙壁隔在我们中间?

为什么,你和我不敢坦率地交谈?

为什么……

我含着愤怒的泪
向我辈呼唤

歌唱真理的兄弟们
快将火炬举起

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14

这是典型的“墙头诗”,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出现过,在四十年代后期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民主运动中出现过,都发挥了极大的鼓动作用,曾点燃了无数热血青年的心;现在它第一次出现在共产党所领导下的新中国,自然不能不引起极大的注意与震动。这是一种被压抑的声音(“背地里的不平、愤慨、忧伤”)急欲公开表达的诉求(“向着我的今天,我发言”),是以五四为源头的民主、自由的呼喊,并且旗帜鲜明而又尖锐地把批判的锋芒指向“阳光下的黑暗”;它所采取的又是马雅可夫斯基“搂梯式”的形式,形成鼓点般的节奏,一再重复“是时候了”的呼唤,更取得了震撼的效果:它是极能唤起年轻人的内在的批判激情的。如前文所分析,它已经郁积已久了。

因此,《是时候了》一诗一出,即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整个校园引起了爆炸式的反响。

很快就在《是时候了》的旁边,出现了另一张大字报,题目是《我们的歌》,这是中文系新闻专业一年级的学生写的,领衔者江枫也是《红楼》的作者。诗一开始就明确表示:“我们\不同意\《是时候了》的基调\那声音\仿佛是白毛女申冤”,“为什么\高声疾呼着\‘急雨’\为什么\不能用\‘柔和的调子’?\真理的力量\并不在于\‘真理的揭示者’姿态的\疯狂。\假使我们爱党\首先想到的\就会是\效果,\而不是\醉心于\歇斯底里式的\手段”;“我们也难于接受\你们举起的\‘火炬’,\尽管你们自己宣称\它的火种\‘来自五四’”。诗人毫不掩盖自己的维护现存秩序的立场,宣称“我们的曲调之间\不太和谐\可也难怪。\我们缺乏\你们那根\‘沉重的琴弦’,\我们并不像你们\经常‘在背地里\不平\愤慨\忧伤’。\要放火吗\我们\也不打算”。15

声音也依然真诚而坦率:那个时代人们还没有学会掩饰与做戏。于是,就形成了两军对垒,旗帜鲜明:依照人们在现存体制中所处的不同地位,采取了完全针锋相对的立场,并展开了短兵相接的交锋,而且依然采取诗的形式。

针对《我们的歌》“那声音\仿佛是白毛女申冤“的指责,物理系四年级学生刘奇弟就公开打出《白毛女申冤》的旗号:他要控诉肃反运动中对无辜学生的无端迫害:“啊,天知道\白毛女\‘反党,反人民,反革命’”,“今天\白毛女要问\逮捕证在哪里?\为什么\私设公堂\私人审讯\为什么\伤害人身心?\宪法做什么用?\这是谁出的主意?”他也写了一首《是时候了》:“为何不是时候?\难道谁还苦闷得不够?\为何不是时候?\我们的嘴还要封多久?\为何不是时候?\你还想千万人头落地?(斯大林杀的忠诚党员)\为何不是时候?\你还要等匈牙利事件再起?(拉科西种的根)”

刘奇弟的呼喊引起了许多肃反运动的受害者的共鸣,一位叫作邓贵介的学生写了一首《孤独者的歌》:他所倾诉的,不仅是被“随随便便逮捕,随随便便定罪,随随便便释放”的折磨与痛苦,更是即使平反以后也依然被孤立、被隔绝的精神痛苦:“今年,\我再碰不到审问员\也没有被押到很多人面前\只遇到很多人,他们与我\点点头\瞪瞪眼\互不睬理……\一个人接着一个人\一个领导接着一个领导\在我面前\过去\过去\我多难受啊\——他们还有什么理由让我孤独?”他始终弄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赶走这颗赶不走的共产主义赤心?”16

林昭看了《我们的歌》,愤慨难忍,深夜写了一首《这是什么歌》,坦诚直言:“我\(并且\还不止我一个)\指责这种凌人的盛气”,“为什么\非得搬出\吓得死人的名词\‘疯狂,歇斯的里’……\几乎,就差一句\‘反革命分子’”;“如果我们爱同志\‘首先想到的’\就会是亲切的帮助\而不醉心于\指手划脚的\满脸义愤的\煞有介事的\自鸣得意”。她尖锐地指出,分歧正是由于对现实有不同的感受,这又是根源于不同的生存境遇,利益关系:“是啊,也许\你不曾有过\那样的日子——\背负着沉重的\歧视,冷淡和怀疑\\在\凝定的孤寂里\惘然徘徊\不知道哪儿有\不沉的水\不眠的长夜\一口口\独自吞着苦泪\\也许你\一直在青云里\什么不平、愤慨\忧伤\和你全无关系\所以你缺乏那根\‘沉重的琴弦’\也怪不得你”。诗的最后,她把批判的锋芒直指“真理”的垄断者与“代表”:“真理的力量\决不在于\维护真理者\姿态的傲慢。\因为你\(即使你当仁不让\舍我其谁)\毕竟不能代表真理”。17——林昭所要维护的正是每一个公民都应拥有的探索真理的权利。此后,林昭还写有《党,我呼唤……》,用“任锋”的笔名发表,据说被收入《北大民主墙选辑》(《广场》),但已失传,仅在批判文章中得其残句:“奇怪的谴责像马刀砍来\我年青的心伤痕斑斑”,“日夜在痛苦中徘徊”。18

林昭的《这是什么歌》发表以后,《我们的歌》的作者即发表声明,宣布“休战”,这场诗的论战似乎暂告段落,但《是时候了》掀起的心灵的风暴并未停息。于是,又有俄语系的诗人杜嘉真写了同题诗,以示呼应与补充:“‘是时候了!’——\这是响亮的呼声,\纵然\写它的人\怀着怨愤;\但是\这声音里\有着战斗;\这声音\能使\血液沸腾”;“每个人\都皱着眉头\在思索,\看吧,\群众的海洋\已波荡到了\最底层,\我们要\再一次\刷洗\自己的生活”。——这里所提出的“波荡最底层”,“再一次刷洗自己的生活”的命题或许是更为深刻与根本的,但却被更加急切的政治性的话题所淹没,似乎没有引起什么反应。

不久,林昭又引起了另一场争论。在5 月22日的辩论会上,林昭以她固有的坦诚谈到自己内心的矛盾:“我感到组织性和良心有矛盾”。此时北大部分“文艺界人士”(其中有《红楼》的编委、作者张炯、谢冕、任彦芳、江枫、曹念明、王磊、杜文堂等三十余人)已经开辟了“卫道者论坛”,在宣言书中有这样的说法:“有人说我们毕竟不代表真理,我们愿意和所有一切愿意追求真理的同志把真理追求”,“有人说要像狼一样吃掉卫道者。那么吃吧,如果办得到!”19前者显然是对林昭《这是什么歌》的回应(“卫道者论坛”参加者江枫、曹念明都是《我们的歌》的主要作者),而后者更是针对张元勋的。在林昭作了前述发言后,“卫道者论坛”即发表了一首题为《致林昭同志》的诗。作者接连发出责问:“青年团的组织性就是良心,团章那一条要我们为组织性昧去良心?”“该怎样理解你的良心和你的真理?”作者并且声称自己“并不感到(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这正是近于《我们的歌》的立场。“卫道者论坛”的开辟与这首诗的发表,显然意味着《红楼》编辑部与作者群思想上的分裂,并且已经公开化。林昭本人对这首诗未作回应,倒是另一位校园诗人杜嘉真写了一首《组织性和良心——致林昭》的诗,对林昭表示了深切的理解:“你吐露出了深心的怀疑,\我知道你为什么说出了这句话,\这句话有多少酸辛。\而我更知道你的心比他们\有着更多的真理,更多的同情”;并这样尖锐地批评那些“卫道者”们:“他们‘快乐地成长,并不觉得矛盾’\生活和文章都是那样四平八稳!\他们从没看见组织上的错误,\看见了也从不承认;\他们从没看见别人的痛苦,\更从不感到自己应负的责任。\我痛心,他们为什么这样的麻木不仁\我痛心,他们为什么\有意无意的‘为组织性昧去了良心’”。诗人更是无情地揭示了自己的、也是林昭的内心痛苦,把批判的触角伸向自我灵魂的深处:“同志啊,我知道你那\欲言而又不敢的苦衷,\多少人和你一样\有着这种复杂的心情”,“扪心自问,在过去\我们曾多少次说出了违心的话,\做了它(组织)驯服的奴隶。\多少次压抑了自己,伤害了别人,\如今事过境迁已悔之莫及;\有的事使我们如此羞惭、痛苦,\有的事将使我们遗恨终身。”——这样的对自我奴性的正视与清醒也许是更为重要的:这才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反叛。诗人因此而向世人,也向自己,发出这样的警示:“别让那‘组织性’掩盖了\你的盲目,虚伪和不正,\别让它隐藏了对权力的畏惧\和那些自私自利的目的。\即使在执行组织的决议时\
也要保持你说话的权利”。——这里,几乎是一针见血地点破了五十年代中国的时代病症,新的国民劣根性与知识分子的痼疾;但正因为它过于尖锐,为当时的大多数人(包括知识分子)所不能接受,诗人因此而罹难,整个民族也为拒绝忠告而付出了代价:这些病疾至今还在缠绕着我们。可以看出,《是时候了》与《我们的歌》的诗论战,发展到这里,已经是相当深入了。

杜嘉真还写了一首《致勇士》,对《是时候了》里所发出的“鞭笞阳光下的黑暗”的号召,作了更深入的思考,提出了一个“黑暗里\做一个勇士——容易;\光明里\做一个勇士——难”的命题。诗人这样写道:“在光明里的\黑暗\披上了各式各样的\衣衫;\有的握着\党的权杖\窒息着\人性;有的高举着\人道主义的大旗\反党、\反人民。\勇士啊,\信心\要百倍坚定。\勇士啊,\眼睛\要格外分明。\既不能把\光明看成黑暗\也不能把\黑暗\当作光明”。——这又是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及时的提醒: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看似光明,实为黑暗”与“看似黑暗,实为光明”的混杂现象,如何识别“真假(光明与黑暗)”,这正是时代向真正的“勇士”提出的一个新的课题。在诗的结尾,诗人对这些新时代的“勇士”的命运作了这样的预言——

我相信
黑暗
会永远存在,
像大地上
永远
会有尘埃。

我相信
勇士
会在斗争中
倒下,

但勇士的精神
将像松柏般
常青。

我相信
勇士
会被历史
湮没,

但勇士会用
生命
鞭笞着社会
前进。20

或许这正是对1957年燕园发生的这场由《是时候了》引发的用诗的形式展开的思想交锋的最好总结。《是时候了》与《致勇士》这两首政治抒情诗,也许因此而获得了某种史的意义和价值。

(三)《广场》: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复兴”和“社会主义民主运动”

6 月6 日,校园里的一张大字报,又引起了爆炸性的反响。大字报标题是:“救救孩子,《广场》在难产中!”同时公布了《广场》第1 期的要目、《发刊词》及一篇题为《北大民主运动纪事》的文章,并征求预订与捐款。全校的目光顿时集中在这个自称“难产”的刊物上,并立刻因对《广场》及其所显示的倾向的不同看法和态度,而引起激烈的论争:赞成或同情,还是反对,几乎成了每一个北大人都不能回避的选择;而且在两天以后即开始的“反右运动”中,当时的不同表态,就几乎决定了每一个人此后的命运。一个学生刊物竟然与上万的北大人的命运发生如此密切的关系,这确实是一个罕见的文化现象,却真实地反映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某些特质。

人们自然要问:《广场》——这是怎样的一个刊物?它是由谁创办的?它的宗旨是什么?它为什么会“难产”,这又预示着怎样的命运?

《广场》的发起人是这样为自己的刊物定位与定性的:“一个面向全国的同人刊物”。21这里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同人刊物”的性质。本来,办同人刊物,是新文化运动的传统:从五四时期的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等的《新青年》到三、四十年代胡风主持的《七月》、《希望》均是如此。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经过了社会主义改造,取消了私营新闻、出版业,所有的报刊都成了党或党所领导下的群众团体的机关刊,如前文所说,即使是校园里的《红楼》这样的学生文艺刊物,也是置于团委与学生会的领导下的。即使是历史上存在过的同人刊物,如《七月》、《希望》,也给予了重新评价,在反胡风运动中,办同人刊物就成了胡风“组织反动小集团(后上升为‘反革命小集团’),与党争夺领导权”的“铁证”。这样一种对民间同人刊物的禁令,在鸣放期间开始受到质疑;江苏的高晓声、叶至诚、方之等青年作家并已开始行动,筹划创办《探索者文学月刊》,明确宣布“我们是同人刊物,有自己的主张,自己的艺术倾向”,“我们将在杂志上鲜明地表现出我们自己的艺术风貌”。22但反胡风“反革命小集团”的记忆犹新,大多数人还是视同人刊物为“异端”,不敢问津。现在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青年,竟然想在北大这样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全国的敏感地带办同人刊物,自然会引起许多的疑惧。而且发起者还不讳言,他们要与团委领导下的《红楼》“对着干”。《广场》的起名本身就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其主编张元勋(他刚刚与《红楼》的大多数编委发生思想上的分裂)这样解释说:作为五四运动发源地的北大,有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一是红楼,另一个就是民主广场,它是民主力量聚集的地方。北大团委、学生会办了《红楼》,我们就办《广场》。23而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这样的“对着干”,在许多人看来,其目标自然就不只是对着《红楼》而已,它的难产从一开始就是注定了的。首先遇到的就是经费问题,在国家、集体垄断了一切资源以后,本来就断了同人刊物的活路,何况这些年轻人几乎是身无分文。据陈奉孝回忆,他和谭天荣都把自己除书以外的东西都卖了,最后自己只剩下身上穿的一套单衣和一条线毯子。24这仍然是杯水车薪,只得向师长求助:马寅初校长本已同意资助,后得到“提醒”而作罢;几位教授(傅鹰、吴组缃等)因对学生的意见存有怀疑,且经济并不富裕,也未解囊。万般无奈,只得直接向全校同学发出“救救孩子”的悲壮呼喊。而且也果真有效:据后来批判者公布的材料,同学预定了1786份杂志,共付款357
元,个人捐款与借款则有486元,加上后来《广场》(油印本)售出400本,获资40元,共计约883元,这在当时也勉强可以支付购买纸张、制版、油印的费用了。25

当然,最“可疑”的,还是《广场》组织者、发起人:他们全是校园内最激进、也最有争议的人物,以后都成了“大右派”。最初,这些校园里的激进人物是分别聚集在几个论坛上的,著名的有陈奉孝、张景中、杨路(数学系学生)等人的“自由论坛”,刘奇弟(物理系学生)、崔德甫(中文系学生)的“百花坛”等,还有的是“游兵散勇”,如谭天荣(物理系学生)、王国乡(中文系学生)、龙英华、叶予胜(哲学系学生)等。由于他们总体上都处在孤立的状态,于是就有了联合的要求,并因此于5 月29 日成立百花学社——这几乎是建国以后第一个未经请示、批准,自行成立的学生社团,同时决定创办自己的刊物,后又联合了因《是时候了》一诗而在全校很有影响的张元勋、沈泽宜,以他们为正副主编:这就是《广场》的由来。因此,在反右运动中就有了这样的说法:“它实际上已经成了我校右派的一个大本营”,26如果去掉意识形态的评价,应该说这是大体符合事实的。

问题是他们的办刊宗旨与主张。在由主编张元勋起草的《发刊词》里,明确提出要推进“社会主义时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文化”,宣称“我们的广场期待着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文艺复兴的到来”。27在同样表达了《广场》同人意愿的《北大民主运动纪事》里,则声称以“五.一九”为开端的运动,是一个“青年人挣脱一切束缚,争取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是东方文艺复兴的序幕”。28这里,要推动“社会主义的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促进“社会主义文艺复兴”的宗旨是十分明确而自觉的。具体地说,则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基本主张。首先,这是一次“思想意识的大革命”,要以“五四先辈们的大胆提问、大胆创造的精神”,“对一切都要进行勇敢地再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进行重新调整,一些过去习以为常的东西要重新进行肯定和否定,对于现代的一些论点和观点都要重新进行估计、评价和探索”;其次,要创造“十分鲜明可爱的社会主义的个性”;其三,要充分发扬社会主义的民主,实行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的‘广场’是真正‘广’的‘场’,是一切不脱离社会主义的言论的讲坛。只要为了‘真善美’,不论什么基调的歌都可以到广场上来对年青人放开嗓子唱!我们的‘广场’为争鸣而开,我们的‘广场’是百花齐放的地方!”29——应该说,“重新估定价值”、“个性”与“民主”,这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观念;如果说张元勋、沈泽宜在《是时候了》里宣称“(我们的)火种来自——‘五四’”,还多少有些空泛,现在就比较具体,而且是真正抓住了要点,可见这一代人对“五四”的继承是建筑在对这一传统的深刻认识基础上的,是一种理性的选择。问题是他们认为,在五十年代的中国,正急切需要一个“社会主义时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也是出于他们对中国现实问题的一种深切的把握与理解,而这样的先驱者的觉醒意识,却是为许多思想仍被束缚的人们所难以理解的,他们也就无以摆脱孤独与寂寞:这也是与五四先驱者的命运相同的。

这里还需要补充一点:《广场》的主编张元勋作为一个校园诗人,他在参加《广场》的编辑工作时,也必然要贯彻他的诗歌理想:据说他是竭力要开创一个“广场诗派”的。但由于当时政治斗争的更大迫切性,使他对自己(更准确地说,是他所代表的一部分校园诗人)的诗歌理想未能充分展开,只能从片言只语中略见其大端。比如,在他所起草的《广场发刊词》里,有这样的一段话:“中国将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春秋诸子百家争鸣,会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以少年事业为风骨的、建设文学的再生,会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盛唐般的诗的创造”。这里提出的文学(诗歌)理想,是中国文学(诗)传统在社会主义时代的集大成,其中的关键词是“争鸣”、“少年风骨”、“建设”与“创造”。《发刊词》里还讲了两点:“唱出你愿意唱的个性的歌”,“我们的《广场》矛头指向阳光下的黑暗”,这里对“自由的个性表现”与文学(诗歌)的“批判性”的强调,大概都是新的诗歌理想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有着明确的现实针对性的。所以,在《北大民主墙选辑》(《广场》油印本)的《写在前面的话》里,就有这样的声明:“我们的《广场》将着重发表揭露的和‘非正统’的作品”。在反右运动中批判者还揭露,“据说所谓《广场》诗派的特点是在于赤裸裸地揭露人的内心世界”,30批判者曾经指责《广场》上选录的许多诗歌(包括张元勋、沈泽宜所写的《墓志铭》、《人之歌》、林昭的《党,我呼唤……》)充满了“惊骇、迷惑、怀疑”的情调,31其实正是对内心世界的一种展示。文学史家可能因此而注意到,1957年这些处于萌芽状态,未及充分展开的诗歌观念与理想,与二十多年以后中国诗坛的“崛起的一代”,是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的。有意思的是,“崛起的一代”也曾掀起轩然大波,而其最有力的辩护人与理论家谢冕、孙绍振就是当年北大的校园诗人;只不过由于时代的不同,“崛起的一代”终成气候,而“广场诗派”刚出生就被扼杀在摇篮里了。1957年还有一位右派学生写了一篇《诗人颂》谈他心目中的“诗人”,也就是他所“理想的人”:“正如向上帝挑战的撒旦一样,诗人是最傲慢最狂妄的叛逆,什么习惯、戒律、神圣的威权……全被视为粪土;他的字典,没有‘谨小慎微’这些字眼,他的竖琴绝不会奏出奴隶的呻吟!……烧毁各色各样的面具,追求和创造真正的美,是诗人的天性,也是诗人的天职”。他又说:“诗人是最敏感的人,最坦率的人,最真诚的人,最热情的人,最容易冲动的人,最富于同情心及正义感的人……,然而,诗人首先是一个孩子”,有一颗“
赤子之心”。32——集“撒旦”与“赤子”于一身,这或许正是1957年中国校园里的“广场诗人”的自我写照与自觉追求。

不过,当时人们似乎并不热心于做诗人,即使是诗人也有某种政治家的气质,政治抒情诗因此而成为主要的诗歌类型(另一重要类型是政治讽刺诗,“广场诗歌”中就有王国乡的《一个“积极分子”的自白》、《一个落后分子的自白》,江文的《新乐府四首》33等代表作〉:这倒是和那个时代诗坛的总体气氛相一致的,只是政治倾向有所不同。吸引《广场》里的大多数人的,是更加直接的政治参与。《广场》的发起人坦然宣称,他们所要推动的,不只是“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还有“群众在拥护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自下而上地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运动”34。在私下的谈话中就说得更加明确:“要把《广场》办得像《星火报》一样”。这是直接从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中得到的启示:在五十年代的中国,《联共党史》是大学的必修课,因此,每一个大学生都知道,《星火报》是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党(苏联共产党的前身)的机关报,在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上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现在,《广场》的年轻人所看重的,正是列宁所说的报刊的“组织者”的功能。于是,就有了后来批判者所说的“《广场》纲领”(实际上是《广场》的编委叶于胜提出的“对实际活动的建议”):把“促进法制的建设与改造,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化”作为《广场》的总目标,具体的步骤是:“充分揭发三害事实”,并“逐步把中心转移到探讨三害的根源,使大家明确认识问题不单是作风,而是牵涉到国家制度”。同时提出的是“舆论自由”、“取消出版的检查制度”、“确保言者无罪”等要求,以及使“自己的社团成为当前群众运动的核心”和“成为长久性的组织”,并“通过各种形式扩大影响”,直到“校外”去的设想。35前述《广场》的自我定位:“面向全国的综合性同人刊物”,“面向全国”即体现了这一追求。据批判者调查,《广场》通过各种方式取得联系的大学即有:“(北京的)人民大学、地质学院、石油学院、农业机械化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钢铁学院、航空学院、矿业学院、林业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工业学院,以及天津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学院,更远及上海、湖南、开封、太原、青岛、内蒙、新疆等地”。36这可以说是建国以后第一次由青年学生发动的民间自觉的政治参与,当然为当局所不能容忍,也不被一般民众所理解。因此,当6 月9 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出反击右派的号令的第二天)《广场》送到北京印刷一场时,工人即认为“里面尽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而拒绝排印,并当面质问前来校稿的张元
勋等人。37——《广场》的组织者之一的陈奉孝在40多年后回忆此事时,则坚持“这显然是当时的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搞的”。38在正式铅印受阻以后,就决定自己动手油印,以《北大民主墙选辑》为名,印了五百份,散发一空,同时宣布《广场》暂时停刊。但《广场》的成员却在有组织、有领导的“反右运动”中无一例外地遭到了严酷的审问与群众性的批判,7 月19日、20 日(正是“五.一九”民主运动发动两个月以后)连续两天,全校师生员工与部分外校师生一万一千余人召开了规模空前的“揭露、批判《广场》反动小集团大会”,会上宣布:“《广场》的反动性已经远远超过了刊物本身的范围”,“《广场》编辑部是一个具有相当严密的组织和一套完整的纲领的彻头彻尾的反动集团。它实际上已经成了我校右派分子的一个大本营,成了我校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司令部,成了社会上右派集团在北京大学的一个纵队,还力图使自己成为首都乃至其他地方一些高等学校学生右派分的总指挥部”。39《广场》编委会成员无一不受到严厉惩罚、残酷迫害:张元勋(主编)、陈奉孝(编委)、刘奇弟(编委)等被捕入狱,沈泽宜(副主编)、王国乡(副主编)、崔德甫(副主编)、张景中(编委)、龙英华(编委)、叶于胜(编委)、李燕生(编委)、张志华(编委)等均被送交劳动教养,长达二十余年。40刘奇弟在劳改农场被折磨至疯,冻饿而死(在劳改农场被折磨致死的还有西语系助教任大熊);另外两位《广场》的积极支持者林昭(中文系学生)、张锡琨(化学系学生,他曾参与《广场》油印工作)先后在监狱和劳教农场被枪毙;被枪毙的北大右派学生还有黄宗羲(哲学系学生)、顾文选(西语系学生);还有一位在万人批判会上被点名为“《广场》幕后支持者”的贺永增(西语系学生),也在狱中因不堪折磨而自杀。41《广场》力图推动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复兴运动”和“社会主义民主运动”,以失败告终,并付出了如此沉重的血的代价,但它的历史功绩却是不可磨灭的。

(四)《红楼》第4 期:“左右开弓”的尴尬

1957年7 月1 日《红楼》第4 期出版,距离第3期的出版时间5 月4 日,仅有两个月,时间并不长,却经历了历史的骤变:从5 月19日的北大民主墙的开辟,到6 月8 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发表,不但外在形势急剧动荡,每一个北大人思想的起伏,心灵的激荡更是空前的。校园诗人以其特有的敏感、激情,投入其中,经历了思想和人与人关系的分分合合。如《红楼》编委张炯、谢冕在其发表在第4期的《遥寄东海》里所说,“在这里,人们的心排着队走过”。但到编辑这一期,形势已经明朗,特别是6 月16日党委记、副校长江隆基代表北大党委作报告,对右派提出警告,标志北大“有组织的反右斗争开始了”42以后,《红楼》自然也必须投入到反右运动中。

于是,就有了这一期《编者的话》——

“我们爱护党,因此,我们要帮助她改掉缺点!

我们爱护党,因此,我们要保卫她!

可以看到,目前有一些人正打着助党整风的招牌,高喊:要‘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要‘改变现有的政治制度’,要组织包括反革命力量在内的‘百万大军’,‘红色的,是火焰!白色的,是剑!’他们要进行‘最后一次战斗’。

《红楼》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无法保持它的平静!为了真实地反映我校的整风情况;为了帮助党整风;为了批驳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痛击右派分子,这期特辟‘整风运动特辑’。

我们拥护党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主张‘大鸣大放’!我们支持一切善意的助党整风的意见和批评!我们坚决反对一切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论。我们深信,在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红楼》将更繁荣,将获得更大的生命力!”

这里,要投入反右运动,“批驳反社会主义言论”,以“保卫党”的态度是鲜明的,这不仅是作为团委领导下的学生刊物所必有的立场,而且也是《红楼》的大部分编委的一个自觉的选择——如前文所述,他们在此之前已经自发地组织了“卫道者论坛”,因此,这里的表态应该说是真诚的。而且这也确实构成了这一期刊物的“主旋律”,所发出的是“党的儿女”的歌声:“‘共产党’,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共产党’\我心里默念着这奇怪的名字,\却知道这名字对我的份量”,“党炼就了我一颗坚强的赤心,\教导我:它每次跳动都要响着人民的声音。\因为这颗心含过血的仇恨,\它对今天的生活更爱得深沉!”(任彦芳:《命运》);“我在我母亲的身边,也受过委屈,\但,我知道母亲对孩子的心意,\恨铁不成钢,是为了让我成长,\母亲打骂错了,怎能怀有敌意?\\母亲的病就是我们自己的病,\剜掉病疮,只能轻轻地,和风细雨,\让我们一起清除母亲的病菌,\对投向母亲的飞刀啊,我们可要警惕!”(任彦芳:《绝不允许!》);“今天的世纪\是人民的世纪\今天的北大是六万万人民的\人民凭着浴血斗争的经历\选择了共产党代表自己,\有谁梦想篡夺领导\我们绝不允许!”(吴畏:《年轻人,我们是劳动人民的子孙》);“光荣的舵手——中国共产党,是你带领着我们绕过一切的暗礁走向胜利!跟着你才有幸福!跟着你才有共产主义!!向左!向左!!向左!!!让马列主义的大旗在风浪中漫卷!让社会主义的号角在战斗中响彻云霄!正直的中国公民们,向左!向左!!向左!!!”(5304014、5304041:《向左进行曲》)

这“向左!向左!!向左!!!”的呼声,是格外引人注目的。它正是反映了一个时代的趋向,一股涌动于激进的年轻人中的思潮:在党的领导下,一路“向左”。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正是“反右运动”的导向。正是在这一点上,《红楼》第4 期的编者就显得“跟不上形势”了。

首先,这一期刊物的编辑指导思想就是不合时宜的。如前引《编者的话》中所说,编者的着眼点是“真实地反映我校的整风情况”;这背后是一个历史的眼光与学者立场:编者显然意识到这一段整风鸣放在北大校史、以至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因此,需要“真实地反映”其“情况”,保存原始的资料,以流传后代。于是,在刊登“正面”文章的同时,也将其所针对的“反面”材料“附录”:比如,在《我们的歌》之前,“附”上了张元勋、沈泽宜的《是时候了》;在《年轻人,我们是劳动人民的子孙》后,“附”了陈奉孝的《年青人,我们是北大的主人》等等。43这样的编辑指导思想与方法也是有先例可循的:鲁迅早就说过,论战总是双方的,如果只取“一面的文章”,“无可对比”,“就都好像无的放矢,独个人向着空中发疯”,因此主张“以后该有博采种种所谓无价值的别人的文章,作为附录的集子”(《“题未定”草八》)。他自己编的杂文集里就经常附录论战对方的文章(参看鲁迅《伪自由书》、《准风月谈》等)。而且看来《红楼》第4 期这样的编辑方针也是得到北大许多师生的理解和支持的:这一期《红楼》的发行量高达一万份,这是创记录的:创刊号最初发行一千册,后来加印也才有二千份;原因就是许多师生都是将其当作“历史资料”,特地购来保存,或作为反映北大整风运动情况的“可靠刊物”寄赠自己的亲友。44但从批判者的眼光看,这就是扩散了右派的影响,“客观上”帮了右派的忙。而且尽管编者主观上也想区分“香花”与“毒草”,就有了前述“正面”文章与“反面”文章的不同处理;但当时反右运动刚刚开始,什么是“香花”、“毒草”,也并不容易区分,这一期《红楼》就将后来被划作右派的江文的《新“乐府”诗选》作为“正面”文章刊登出来,也许因为是讽喻诗,又是古体新用,艺术上颇有特色,编辑格外看重,还特地加上了花边,这就更闯了大祸:因为就在6 月14日《人民日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发表了姚文元的《录以备考——读报偶感》,以《文汇报》与《解放日报》对毛泽东在5 月25日接见共青团代表的讲话的不同编排处理为例,强调报纸的“编排也有政治性”,并同时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按语,进一步提出“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并以此断定《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这样,《红楼》第4 期对“右派分子”江文的新乐府诗的编排处理,要受到猛烈的批判,就更是必然的了。同时受到尖锐批判的还有一首题为《一个“党员”的自我礼赞》的诗及其编排处理。这也是一首讽喻诗,其中
有这样的句子:“既然我是个共产党员,\就说明我是站在群众之前;\我的旗子,是真理的化身,\是一枝永不熄灭的火焰”,这本是对某些党员以“特殊材料”自居的思想的一个嘲讽,这在当时自然要被认为是“反党”言论;据后来编辑部的检讨说明,他们本来是准备将其作为“反面”文章处理,但匆忙间竟忘记了加上“附录”二字,就作为“正面”文章登出来了。但就算是一个技术性差错,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自然也就成了一个“政治错误”。批判者由此得出一个结论:《红楼》第4 期的编者追求“真实地反映我校的整风运动的情况”,从编辑思想上看,是犯了一个“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错误:编者“将当时学校大字报上的右派言论和批驳右派的文章兼收并蓄,好像他们自己不是战斗的一员,而是站在一旁,向读者指点说:‘你们看啦,当时双方是这样斗争的!’编辑部缺乏鲜明的立场,缺乏鲜明的战斗性”45;而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客观主义’其实是更接近右边的”。46

更为传达着党的意志,急剧“向左”的批判者所不能容忍的,是《红楼》第4 期编者将这期刊物命名为“整风运动特辑”。后来在批判者的压力下,《红楼》编辑部作了这样的检讨:“当右派面目早已暴露无疑的时候,当同学们正和右派坚决战斗的时候,还把右派进攻说成是‘整风运动’,这不消说是多么严重的敌我不分了”。47其实这背后还包含着编辑部同人对前一段运动,以及当下运动的发展方向的一种理解。这集中反映在这一期作为头条发表的张炯、谢冕的《遥寄东海》一文中。正如编辑部的检讨中所说,“它所占的地位和篇幅,显然就决定了这一期的基本倾向”。48这篇文章最引入注目、也为批判者抓住不放的,主要有两点。一是该文在观察、描述鸣放时期的北大运动时,始终认为尽管“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归罪于社会制度,实际上是想否定社会主义”,但“在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意见倒是一致的”;他们因此坚持一点:“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党应当领导人民扩大民主。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党才能永远不脱离群众”。这大概是很能反映这一代青年内心对民主的渴求的,即使是投身于反右运动,也不愿意放弃这一基本的,也是根本的要求。因此,他们对当下的运动的理解,也是坚持“左右开弓”,也就是这一期《编者的话》里所说,要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即一面进行反右斗争,“反对一切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论”,一面“支持善意地助党整风的意见和批评”,也即坚持反对“三害”:党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这一期选录的发表于5 月20 日的一首《回答》大概是很能反映编者的立场的:“马列主义\是我们的灵魂,\教条主义\是我们的死敌。\我们\坚决地\清除教条主义,\我们\更坚定地\保卫马列主义。\只有这样,\我们才不愧为\真正的\‘五四’父兄的\子弟”。作为这样的基本思想与立场的体现,这一期除发表了许多可称为“反右檄文”的杂文、短论及诗歌、小说以外,还以相当的篇幅刊登了《儒林内史》、《新拍案惊奇》这类“反三害”的文学作品,而作为“贴在墙头上的诗”专栏首篇的《我的弟兄,我的姐妹》,更是高喊;“思想自由之花在五月的阳光下缤纷\真理的声音像春雷滚过初夏的长空:‘剿灭三害,助党整风!’”。这样的声音出现在反右运动中,自然要被认为是一种干扰,甚至是继续放毒。那个时代的逻辑是:党既然已经发出了“反右”的号令,一切都应该统一到党的这一意志上,而绝不允许有另外的理解与行动。结局只能是这样:《红楼》编辑部最后作出检讨,承认自己“迷失了方向,表现了立场的动摇
”,49并在组织上进行了改组:先是将编委中的右派张元勋、李任等开除,50以后又彻底换班,另组编辑部。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校园里的学生刊物,由此开始的编辑指导思想、方针与组织原则上的根本变化。在《红楼》编辑部的检讨中,在追查“犯错误”的原因时,谈到了两点。首先是在“编辑方针”上,《红楼》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习作园地”,“以发表作品为满足”,这就完全“忽略了文艺作为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作为共产主义事业的一部分,作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它必须服务于政治,服务于社会斗争”,“忽视了文学的目的性,忽视了文学的党性原则,实际上是削弱共产主义思想对文艺的武装,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文艺路线的反映”。其次,在组织原则上,《红楼》在《发刊词》中,“把党和学校行政、广大群众提在一起,只看作是支持和关怀的关系”,“没有坚决地依靠党的领导”,这是“犯错误的根本原因”。51于是,就有了改组以后的《红楼》的新的宣言:1958年第1 期,为“纪念《红楼》创刊一周年”,《红楼》编辑部发表了题为《更高地举起社会主义的红旗》的文章,明白宣告:“我们公开承认,《红楼》是党的宣传工具,是党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青年的武器之一。它应当为政治服务,为党的事业服务,而不能脱离当前的政治斗争”。这也正是反右运动的目的:它要从政治、思想、组织上确立党的绝对领导,而且是毫无例外的,即使是校园内的学生刊物也要置于党的绝对控制之下。这就是当时及以后一再强调的“党性”原则。

(五)《浪淘沙》:坚持党的立场、观点与方法

尽管《红楼》竭尽全力地“改正错误”,连续编辑了《反右派特刊》,“作为对同学的期望的答复”,但毕竟元气大丧,在同学中的影响逐渐减小。在反右运动中,异军突起的是《浪淘沙》。前述《红楼》第4 期的重头文章张炯、谢冕的《遥寄东海》里写于6 月20 日的信中首次谈到《浪淘沙》于“昨天下午出版”,并介绍说“这是由《儒林内史》编辑部和求实书会(《清华园奇观》和《新拍案惊奇》的作者们)合办的同人刊物”。反右运动中有人写文章指明《儒林内史》是由中文系研究生二班的“全体党团员”编写的。52《浪淘沙》第1 期还是一个油印刊物,在编者《后记》里这样表明自己的立场:“除了淘洗三害的沙之外,我们还要‘淘’离开社会主义的泛起的那些沉沙沉滓,不让他们和许多善良的爱护党的意见和言论搅在一起,淆乱是非,引起混乱,是以将本刊定名为《浪淘沙》”。这样,尽管从总体上《浪淘沙》也是坚持“左右开弓”,第1 期同时发表了揭露“三害”的《儒林内史》与揭露校内右派的《阿0外传》(这两篇也转载于《红楼》第4 期);53但其重点却一开始就放在反击右派上。它的第一个为全校师生注目的行动,是发了一期《号外》,公开披露了《广场》主编张元勋、沈泽宜在印刷厂被工人包围的消息。这样,也就把自己推向了反右的第一线。在随后(6 月24日)出版的《浪淘沙》第2 期(已改为铅印)发表的编辑部文章《现实告诉我们什么?》,就以更加鲜明的态度,强调“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还会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斗争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人们应该在这场斗争中认清道路”,“(这)是维护社会主义和推翻社会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必然激烈,必然紧张,就不会像请客吃饭那样轻松。”而尤其引入注目的,是对“立场,观点,方法”的强调:“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每一个人都应该经常给自己划一个问号:我所站的是什么立场,所持的是什么观点,所用的是什么方法。它的确是使我们从乱丝般的现实中辨别方向,判明是非,分清敌我的法宝”。可以说《浪淘沙》的最大特色,就是它是自觉地以党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投入反右运动,不仅批判右派言论,也批判一些所谓“中间派”的“糊涂观点”。今天重读这些文章,却也能从中多少获得一些运动发展的信息。例如前述《现实告诉我们什么》一文,就透露出“有人说‘太紧张了!’‘过分了!’‘白热化了!’‘过分了!’摇摆于是非之间,站不稳立场”;另一面又有人以“左”的面目出现,“要求把谭天荣送上断头台,也有人提出理发工人、修鞋工人都拒绝为
谭天荣服务等过分的要求”。另一篇中文系教授高名凯先生的文章,则真切地谈出了在反右运动中知识分子的困境:“我们常常暴露这样的思想情况,不知道要如何的和右派分子划清思想界限,我们常常感到‘我说的话的确出诸诚意,的确有善良的动机,但却和右派分子的言论有某些共同之处,我不知道如何和他们思想上划清界限’”,他的结论是:“如果不是工人阶级出来说话,如果不是党报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不少的知识分子就可能在所谓‘善良’的动机下作出危害人民的事情”,“这事情本身就说明我们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没有彻底成功”。54

《红楼》“反右特刊”与《浪淘沙》都发表了不少教授的文章与来信(《浪淘沙》还专门开辟了“老师的话”这样的专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红楼》“反右特刊”第4 号的《冯至教授给本刊的信》。信中谈到“《红楼》的第一期和第二期,我是不大满意的”,“总起来看,给人一种薄弱无力的感觉,好像跟我们新青年应有的豪迈气概配不起来。其中甚至有个别的诗歌是晦涩的,带有消极的、低徊的情绪”,“如今的《红楼》与过去的不同了,精力饱满,冲锋陷阵,成为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的一队尖兵”。来信最后表示“希望《红楼》多发表一些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事业的文章。让那些怀着恶意嘲笑我们‘歌功颂德’的市侩们滚开吧!歌人民之功,颂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之德,是我们的天职。我们要让歌颂的声音响彻云霄。让那些险恶的丑类在我们嘹亮的歌声中无地自容”。冯至是众所周知的20 年代北大校园诗人与40 年代西南联大校园诗人的代表,并且以“低徊”的吟唱而为世人所称道。或许也正因为如此,他对《红楼》诗歌里出现的“低徊”诗风特别敏感;而在他看来,在新时代、新中国出现这样风格的诗是“消极”的,说不定他还担心这里有自己的“不良影响”,这才有了“不大满意”的表态。而“红楼”里的这些诗歌果然在反右运动中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如我们在前文所引的《恋歌》、《回答》这一组情歌就被斥为是“男女间十分浅薄庸俗的调情”,而对《东阳江》的作者更是厉声质问:“为什么‘喜欢忧郁地在树丛总穿行’?为什么拼命歌颂江水的‘反抗’和‘礁石的‘骄矜’?为什么表露着自己无限的愤慨、悲凉的情调?”55调子显然比冯至高得多了。但冯至所提出的校园学生刊物应该大唱党的赞歌,“成为保卫党,保卫社会的一队尖兵”的期待,在编辑部改组以后的《红楼》,特别是《浪淘沙》的编辑工作中,却得到了相当自觉与完满的实现。《浪淘沙》曾特地编辑了“妈妈生日好”的专栏:“把我的心,\给你献上”,“我用生命为你歌唱”,“我们永远是葵花,\共产党永远是太阳。\谁要侵犯太阳,\谁就只有灭亡!”56而对右派的讨伐,更是不余遗力,而且是诗歌、小说、通讯报道、杂文、寓言、谚语、评论……各种文体一起上,确实充分发挥了“尖兵”的作用。

最后要提到的是《浪淘沙》社与北大校刊合编的《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里面汇集了7 月19、20 日全校批判大会的全部发言,可以说是对以《广场》为中心的北大右派的一次组织上与思想理论上的总清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批判者所提出的观点——

1,“知识分子只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用无产阶级思想来改造自己,

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达到救中国的目的。这就是五四的精神和传统”。57

2,“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解放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反共就是卖国,就是亡国,就是民族的大灾难”,“检验社会主义的真假的关键在于:是否有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党的领导”。58

3,“‘思想解放’这个没有阶级性的口号,在不同的阶级那里,意义是不同的。对于我们,思想解放是从一切反动阶级的思想统治下的解放,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的确立,而资产阶级右派则相反,是要动摇和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在我们国家生活中的指导地位,代之以资产阶级的思想。”

“在我们今天绝不存在所谓争取‘思想解放’,进行所谓‘思想解放运动’的问题,而只是存在继续改造思想的问题。”59

4,“在我们的社会里,极大多数人民享受了真正的民主与自由,只有少数反动分子没有‘民主’,这是完全合理的”;“这一小撮人所要争取的民主,是为已经死亡的地主阶级争民主,是为正在消灭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争民主,是为反革命争民主,是为帝国主义向我们曾争民主,是为他们的反动思想、反动言论争民主”。60

以上几点,就是构成了反右运动以后所进一步确立的主流意识形态观念的基本点。1957年北大与中国校园里涌动的思潮,最后收归于此,是许多人都没有预料到的。

2003年12月31日晚11时21分写毕

1 参看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收《没有情节的故事》,525——526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2 谢冕:《开花和不开花的年代》,收《开花和不开花的年代》,1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 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收《没有情节的故事》,524——525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关于“发‘才’”这一段话,则是也在会场中的本文作者的回忆。
4 谢冕:《开花和不开花的年代》,收《开花和不开花的年代》,1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 孙玉石:《“如歌”的岁月里》,《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10——1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6 见《红楼》第4 期:《北大文艺动态一瞥》。
7 见《红楼》第2 期《北大文艺动态一瞥》。
8 见《红楼》第2 期、第3 期:《北大文艺一瞥》。
9 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没有情节的故事》,521——522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10 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没有情节的故事》,523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11 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没有情节的故事》,527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12 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没有情节的故事》,528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13 关于北大5 月19日贴大字报的情况,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这里,所根据的是1957年7 月19 日、20 日召开的有一万一千人参加的北京大学“批判《广场》反动集团”大会的发言材料,见北京大学《浪淘沙》编辑部、北大校刊编《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
14 《是时候了》一诗,现存资料中,字句略有不同,这里依据的是第1 次作为“附录”公开发表的《红楼》第4 期。
15 《我们的歌》,收《红楼》4 期。
16 刘奇弟、邓贵介的诗都因收入《右派言论汇集》而保存下来,此书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
17 林昭此诗当时影响很大,但久寻而不得。正以为已经失传,突接老同学韩乐群君来信,从他当年的日记中抄录了此诗,大喜过望。韩君又将其保存的《红楼》、《浪淘沙》杂志相赠,并写有题词:“乐群珍藏,随我四十余年。赠理群吾弟保存,定可发挥更大作用,寄厚望焉”。或许正是这“厚望”的压力促使了本文与本书的写作。文章写出,可以告慰老友与林昭在天之灵了。
18 参看王南山、杜北原:《分行的诅咒,有韵的诬蔑——评〈北大民主位墙选辑〉(〈广场〉)的反动诗歌》,载《红楼》“反右派斗争特刊”4 号。
19 参看张炯、谢冕:《遥寄东海》,载《红楼》4 期。
20 杜嘉真的这几首诗:《是时候了》、《组织性和良心——致林昭》、《致勇士》均收《右派言论汇编》。
21 《北大民主运动纪事》,原载《广场》,收《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26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22 转引自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386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3 陈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500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24 陈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504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25 洪成得:《广大同学与〈广场〉反动校集团的斗争》,收《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
26 谢自立:《〈广场〉反动小集团的反动本质》,收《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
27 《广场发刊词》,19页,20 页,《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28 《北大民主运动纪事》,27页,《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29 《广场发刊词》,19页,20页,《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30 刘萤:《斥右派分子所谓“思想解放”的谬论,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斗争》,收《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
31 王南山、杜北原:《分行的诅咒,有韵的诬蔑——评〈北大民主墙选辑(〈广场〉)的反动诗歌》,收《红楼》反右派斗争特刊4 辑。
32 刘绩生:《诗人颂(诗人是指我理想的人)》,收《右派言论选辑》。
33 均收《右派言论选辑》。
34 《北大民主运动纪事》,21页,《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35 谢自立:《〈广场〉》反动小集团的反动本质》,收《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
36 余光清:《〈广场〉反动小集团在校外的阴谋活动》,收《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
37 参看署名“北京市印刷一厂全体职工”与“丁虹远”等青年工人的《第一印刷厂工人给北大同学的信(两封)》,载《浪淘沙》第3 期。
38 陈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505页,《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
39 谢自立:《〈广场〉反动小集团的反动本质》,收《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
40 以上《广场》编委会名单,据赵光武:《〈广场〉群丑》,名单上的编委还有:袁橹林、樊启祥、李亚白、梁次平等。赵文收《粉饰〈广场〉反动小集团》。
41 陈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511——513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42 洪成得:《广大同学和〈广场〉反动小集团的斗争》,收《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
43 编辑对这期选登的《贴在墙上的诗》的处理,处处都显示了一种历史感。比如大部分诗都保留了写作或贴出的时间,这就为今天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44 本刊编辑部:《我们的检讨》,载《红楼》5 、6 期。
45 翟奎曾:《评〈红楼〉》,《红楼》5 、6 期。
46 张建:《什么倾向——评〈遥寄东海〉》,《红楼》“反右派斗争特刊”第4 号。
47 本刊编辑部:《我们的检讨》,《红楼》5 、6期。在这份检讨中,还特意说明了一个情况:此期刊物是6 月初编辑的,当时《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尽管已经发表,但反右运动并未全面展开,北大的反右运动如前所说,是6 月16 日党委书记作了全校动员报告以后才开始的;因此,当时一切都还不够明朗。但因印刷制版等原因,这期刊物到7 月1 日才出版,形势已经大变了。
48 本刊编辑部:《我们的检讨》,《红楼》5、6 期。
49 本刊编辑部:《我们的检讨》,《红楼》5 、6 期。
50 见《本刊编辑部开除张元勋、李任》,《红楼》“反右派斗争特刊”2 号。
51 本刊编辑部:《我们的检讨》,《红楼》5 、6 期。
52 见谭令仰:《〈儒林内史〉是毒草》,载《红楼》5、6 期。
53 但随着反右运动的深入,《浪淘沙》及《红楼》发表的《儒林内史》也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被判定为“歪曲和攻击党的干部政策和党团组织原则,反对或不满党团的领导,丑化党团的领导干部”的“毒草”。见见谭令仰:《〈儒林内史〉是毒草》,载《红楼》5 、6 期。
54 高名凯:《反右派斗争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载《浪淘沙》4 期。
55 翟奎曾:《评〈红楼〉》,《红楼》5 、6 期。
56 《“七一”,把我的心给你献上》(据大字报改写)、莽:《给党》、狄葵:《太阳颂》,载《浪淘沙》第3 期。
57 ,56,汪子嵩:《谁是真正五四精神的继承者?》,载《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
58 何钟秀:《党的领导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条件》,载《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
59 刘萤:《斥右派分子所谓‘思想解放’的谬论,为保卫马克思主义而斗争》,载《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

“五.一九”民主运动学子祭耀邦/陈奉孝

五月 4, 2009 由 taosl

“五.一九”民主运动学子祭耀邦

今年是胡耀邦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也是北大“五.一九”民主运动五十二周年。我原打算去参加耀邦的这次追祭会,但因受到当局的特别“关照”去不了,朋友便让我代表“五.一九”民主运动受难的北大学子写一篇对胡耀邦先生的祭文。我深知自己的文笔斤两之轻,之拙,不胜此任。但既已被邀,无可推脱,只好从命吧。

我与耀邦从未直接接触过,也未曾讲过一句话,但很早以前就见过他。记得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耀邦先生曾多次到北大去做报告和找北大同学谈心。因为那时耀邦是团中央书记,我又不是共青团员,因此没有机会直接跟耀邦先生说上话。记得五六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耀邦先生到北大去做报告,号召同学们努力学习,掌握好过硬本领,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耀邦讲话不拿讲稿,热情澎湃,手舞足蹈,感染力非常强,同学们一遍遍热烈鼓掌,大饭厅(会场)里充满一片欢乐气氛。散会后许多同学将耀邦围起来,问这问那,耀邦都一一回答。要知道那时他已是中央委员,却没有半点官架子,使同学们感到亲切。五十年代我多次听过不少中央大员到北大做各种报告,但惟有耀邦的讲话最能感动同学们,他给人的感觉不象是什么高官,更象是一位学长。

五六年是新中国建国以来政治气氛最宽松的一年,同学们都在努力学习,许多系的同学还组织了各种科研小组,平时那些学习成绩特别优秀的同学都暗暗立下宏愿,将来要成为这样那样的专家学者。可谁能料到第二年伟大领袖就发动了整风反右运动,北大校院的气氛骤然大变。伟大领袖号召帮助党整风,给党提意见一定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信誓旦旦地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免”。听起来这话多么诚恳!谁能想到这是他老人家的“阳谋”!不韵世事,毫无经验的北大学子,抱着满腔热情创办了“自由论坛”、“广场”、“探索”等各种刊物,写大字报,继承“五.四”光荣传统,在五月十九日发动了争取民主自由的“五.一九”运动,积极向党提意见,指出当前学校和社会的各种弊端。这下可好,一百多北大师生中了“阳谋”,被直接划为“极右”,送进劳改、劳教队,经受了二十多年残酷的折磨,其中有八九位惨死在监狱、劳改、劳教队里,另有六、七百北大师生被划为“内控右派”,打入了另册。

耀邦先生当时对反右运动是怎么想的,我不清楚,不敢妄言。但七八年给右派改正时,他向当年在团中央被打成右派的同事深深三鞠躬,向受害的同事真诚地道歉,说自己做了违心的事,恳请大家原谅。耀邦的这种光明磊落,襟怀坦荡的精神,有哪一位中共领导人比得了?九八年北大百年校庆,大家聚在一起,不免会谈到当年的事,大家无不感念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立下的不世之功。特别是对北大来说,全部右派都得到了改正,这完全是耀邦坚持的结果。就我个人来说,当年北大并没有给我改正,只是耀邦当了总书记后提出为了让改正了的右派心情愉快地投入四化建设,应当将改正了的右派留下的“尾巴”彻底去掉(七八年给右派改正时,每个被改正了的右派在其裁定书上都留了‘还有什么什么错误’的尾巴),这被称之为第二次改正,我就是占第二次改正的光,右派问题也彻底改正了。因此我怎么不感念耀邦的恩德呢!

还有一件事就是葛佩奇老先生的平反改正问题。五七年反右运动时,全国各大报纸都登出了“葛佩奇是要杀共产党的大右派”。这还了得!全国各地从农村到城市,从党政机关到工厂学校都在集中火力批判葛佩奇。葛佩奇这个名字家喻户晓,其“知名度”远远超过了一、二号右派章伯钧和罗隆基。最后葛佩奇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我被捕后曾与葛佩奇老先生关在北京草岚子看守所丙监同一个小号里三个多月。后来七五年特赦历史反革命,他被特赦出来,安排在北京交道口96号一间约六平方米的小屋里。从七八年给右派改正开始,他就不停地写申诉材料。七九年我在北大招待所等待落实政策,打听到他的下落,因有同监受难之谊,前去看望他。他把写过的申诉材料给我看,我才知道,这完全是一个天大的冤案。事实是葛曾经是“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北大理学院自治会主席,地下党员。抗战结束后他被派到东北国民党军队里当“特工”,为党提供了大量有关国民党军队的情报,但后来与党失掉了联系,解放后一直没有恢复党籍,被安排在人民大学当一位物理讲师。五五年他回老家山东农村探亲时,发现由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使得广大农民解放已经六年了,仍然糠菜半年粮,吃不饱,穿不暖。因此在帮助党整风座谈会上他发言说:“共产党的天下是靠农民打下来的,解放后工人阶级上了天,广大农民却仍然吃不饱,穿不暖。水能载舟,也能复舟,过去农民帮共产党打天下,现在再这样继续下去,农民也会起来反对共产党,杀共产党的!”这样掐头去尾,变成了“葛佩奇要杀共产党”。七九年他患严重的远视加散光,写东西非常吃力,因此有许多材料是他口述着,让我帮他写的。邓小平一口定音说反右派并“没有错”只是“扩大化”了。葛又是鼎鼎大名的右派,要想改正是非常困难的。多亏了当时当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顶着压力,最终给葛老先生平反、改正了,并且恢复了党籍。耀邦对那些当年被打成右派的忠心爱国的人士的恩情可说是天高地厚!

林希翎被打成右派,九四年她告诉我,胡耀邦始终是有不同看法的,但他扭不过中共更高层的大腿,特别是扭不过毛的大腿。由于邓小平定下反右派“没有错”,只是“扩大化”了,耀邦也扭不过邓的大腿。由于当年的右派当中,大学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且是右派当中最活跃的一群,因此无论如何也要留下一个不予改正。林希翎便成了大学生右派当中唯一一个不能改正的右派,对此耀邦心里是非常遗憾的。因此耀帮亲自批准林出国定居,并发给了她出国的路费。林出国后八五年国民党当局邀请她到台湾访问,希望她能讲一些共产党的坏话,但由于耀邦对她的恩情,她一句关于共产党的坏话也没讲,我从收音机里听过林希翎访问台湾的讲话。

耀邦已经离开我们二十年了,但耀邦的伟大人格和光辉形象却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心里,特别是留在被他平反改正的现在尚活在人间的人的心里,更留在北大“五.一九”民主运动的尚存在世的学子心里。就用下面的挽联来纪念耀邦吧:

拨乱反正,平反错案,赢得举国齐称颂;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中共官场第一人。

陈奉孝

二00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高扬伯伯对我的引导和教诲/任彦芳

五月 4, 2009 由 taosl

高扬伯伯还活着

200941,我接到中央党校办公厅来的电话,告诉我高扬伯伯走了,告诉我49日,在八宝山举办告别仪式。我沉默许久,心情空落,我说句“知道了”,便放下了电话。这是真的吗,高伯伯真的走了吗?一个月前,我曾和北大同学叶廷芳去北京医院,这次却没有进去。我只心里默祷,希望高伯伯病情好转,能到九月,正好百周岁时,我们将去见高伯伯,为他祝百岁大寿,那时,我把写好的一篇《我和前辈高扬伯伯》读给伯伯听,听取他的意见。现在这一切都不可能了!

4月3,我回家乡扫墓,把这消息说给了家乡的农民朋友,说给了容城王家营村的乡亲,他们说,高伯伯为我村民维权,关心我们,却没有吃过我们家乡一口饭哪,这回我们去看看老人的遗体可以吗?我们不是官员,是老百姓啊,能让我们进去吗?我不好回答,但感受到农民的纯朴的感情。大家说,如果不能亲自去,那就等看中央台的新闻吧。我们想,4月9那天晚上会在新闻联播时播放的吧。

4月9,我去了八宝山,九点半才到,但见告别的人们快走完了,这是九点开始的,为什么这么快就要结束了。没有见多少汽车,不知中央领导是不是来和高扬告别?我在门口先签下自己的名字,把收入写的《我和前辈高扬伯伯》的书,交给中央党校的同志。我拿到了《高扬同志生平》。我读着生平的开头: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党校原校长高扬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3291417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我见到伯伯躺在鲜花丛中,他那么安祥,和他活着一样。我见到老人,便控制不住感情,痛哭起来。我想到的是二十七年来的一次次对我的教诲,他真的走了,今后心里有话找谁去倾诉呀,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走出来,我被人扶到了休息室,在留言签到本上,我写出心里涌出的诗句:

哭高扬伯伯

同志心贴近,

血色家族亲。

燕赵扶正气,

京都拨乌云;

忠心虑国运,

赤胆护人民。

向导今仙逝,

寻路问何人?

晚辈 任彦芳敬挽

这几句诗,融进了我的千言万语。

198271,高扬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后,我便给高扬同志写了一封信,向他倾吐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心声;当时,我正为了知识分子的生存条件,进行着一场对不正之风的斗争,河北省歌舞剧院以给艺术家知识分子为名盖了两处新楼,然而在分房时,却被有权的人先占了,许多三世同堂的艺术家们却分不到住房,当时真诚的我,要为党风的好转而斗争,便成了知识分子的代表,向上级反映情况,虽然得到当时省委主要领导的批示,但仍没有解决,我还遭到当权者的打击报复。正是在这时刻,我写信,并不报什么希望。没有想到信发出第三天,高扬便让他的秘书来看我,并在之后与高扬见面,他听取了我的汇报后,对我说,不要怕他们,你是党的孩子,党保护你!只这几句话,便让我感到回到了党的怀抱,我好久听不到这声音 了。在高扬同志的亲自过问下,在人民日报中央纪委的支持下,这场历时两年半的反不正之风的斗争得到了胜利。这就是我写的“燕赵扶正气”。

参加完和高伯伯告别仪式,我回到家里等着看晚上的电视新闻。然而却没有播放;第二天,第三天都没有播出,河北的乡亲们便来电话,询问我高伯伯真的走了吗?为什么没有新闻播出这消息呢?你说的逝世的消息是不是不对呀?他们的心情我理解,是想高扬同志还活着多好哇。但我说,你们等着中央电视台的新闻吧。

五天过去,没有新闻。我接到更多的询问。我于是给高扬的大女儿通了电话,她说:不用急吧,新闻会播出的。因为不在位的老同志,可能要等几天,不一定当天发布吧。我得到了解释,放心了。又过了两天,一周过去了,为什么还没有新闻?我又给家属通了话,他说,听秘书说了情况,是说中央办公厅没有和国务院办公厅通话吧,温家宝,王岐山都过问了,为什么没有告诉他们。如果知道,他们一定要与高扬同志告别的。可这如何补救呢,事情已经过去,新闻也成了旧闻了。可能说在十八号解决此事吧。

等到九天之后的四月十八号,中央电视台新闻仍没有播出高扬逝世的消息。新华社只在网上发了高扬逝世的消息,这也是遗体告别后的第九天了。

我又问到高大姐,她这时劝说我不要生气。他说,中央因此有了新的规定,以后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副总理以上的干部逝世,中央电视台便不发新闻了。看来还是得当大官才行,生前死后都是按官位的大小安排的呀。

原来如此!听到这消息我只有沉默。谁叫我们是生在中国呢?中国新闻也是官本位决定的呀。我又明白了一些事情。难怪中国如此想法争权夺利,从中央到地方都在争权啊!

我不由得多想起来。高伯伯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他在当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时,因为坚持党的原则,抵制一些大官的说情,而没有让一些人破格提拔,而那不按党的原则办事的人,却得到了利益,当了大官,如今大权在握,会不会对高伯伯心存不满,而在老人死时,给了这种难以说清的报复呢?我实在不愿以阴暗心里去猜测,这太令人失望了。如果真的有了这种规定,让我们看看以后会不会认真执行这项规定吧?

我向多次询问的乡亲们说了这样的话:是我的消息不对,高扬伯伯还活着!让老人的高风亮节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吧!

高伯伯的话引导我思考

高扬伯伯1985年离开河北省回到北京,19873月在中央党校任校长;我于19891月调离河北到中国评剧院作编剧。这样,我便有更多的机会去高伯伯家里,听伯伯对我全面的教诲,影响到我的人生,我的事业。我在出版的几部纪实作品里曾片断地记下伯伯的言论;写在《人怨》里,写在《民怨》里,也记录在了《血色家族》里。我感到惭愧的是,我到今天没有写出一部有分量的作品,记录下革命家高扬同志的思想。我深深感到,高扬的思想是特别值得重视的,他对我们党的建设,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他独到的看法。我当时是记录在笔记本上,可惜的是没有录音,不能全部录下高伯伯深刻的思想。

高伯伯引导我深层次地思考中国现实生活。

1989年,我来到北京,正值发生了以反腐败为主要内容的社会风潮。党的十二大提出的五年内党风根本好转的目标没有实现,真的如胡耀邦总书记所说,不正之风变成了腐败,成了癌症,引起全社会的不满。风潮给我以深刻地反思,我命运相系的党真的是得了不治之症吗?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是对执政者的考验。这也是一个党是真正为民众,没有一党一派私利的党,还是考虑一党的私利而不听人民群众的意见了呢?这风潮促使多少正直的人觉醒!

这一年,我回到故乡,听到农民强烈反映一些官员为了自己安乐窝,在农民的土地上建了私房的事。这要比我在歌舞剧院反映的问题严重多了。这种种腐败现象,让我痛苦地思考。这时党中央做出了关于加强党和人民血肉联系的决定,正是我心中所盼望的,党心民心是一致的。于是我很快写出了戏曲剧本《阴阳宅》。剧本讲得是一个看似荒诞的故事。一个县官员为了盖私房,依权将一片青纱帐砍了,而挖地基时,却发现了一个坟的骨头,被建房的暴露于野,无人去管,县官员在他盖的私房住下,夜里却有一穿八路服的人来,原是这县官的战友,他说,你有了安乐窝我却没有了安身之处啊。原来这是当年的烈士墓被官员挖了,这样烈士每夜来质问他,让他得了精神病,后来他退出了私房,交代了他与建筑队老板的权钱 交易事后,他的病才好了。

剧本写出,剧院反映很强烈。但院长却不敢排演。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王光同去看了剧本,很支持这个本子,认为体现了党的加强和人民血肉联系的精神。剧院为这个戏引起不同看法。我便把剧本拿到高扬伯伯那里,请他提意见。

高伯伯很快看了剧本,打电话给我,说看完了剧本,我立即到家里去听取意见。

高伯伯说:你写得问题并不算严重啊,这样还不敢排演?你们剧院说因为写得太深,而不敢排?说是今天官员的安乐窝是建在烈士的尸骨上的,因此怕官员不高兴,而不敢排演吧。现在有些官员成了既得利益者,说他们是在烈士尸骨上享乐也不为过。我们不能忘记烈士的理想啊。这是你的剧本所提醒人们的。这个主题很好。但你的思考还不深。这现象不是个人品质问题,当然有个人品质原因。为什么有普遍性,就要思考体制了。不是官员个人品质所决定,而更深地说,是体制决定了一些腐败的产生啊。

高伯伯的话一直让我思考中国现实生活中的现象。在河北省时,他问我看了电视剧《新星》有何感想。我说,这部电视剧很好,李向阳这个县委书记是个理想人物。可惜的是在社会生活中这样的县委书记太少了。高伯伯问我,你认为这个形象很高大吗?我说是。高伯伯便说了段感叹的话:因为中国封建时代太长,影响深,中国农民到今天还是盼着来个李向南这样的“青天”,这是封建残余思想作怪。不是公民意识。我们唱了多少年的《国际歌》,却不知道世上没有神仙皇帝,要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救自己,不能靠救世主,不能盼来个青天就一切都好了。反映着中国农民还没有当家作主人的意识,也就是没有现代的政治意识,这和我们多年来没有进行这种教育有关哪。李向南只所以敢闯,这和他是高干子弟有关,他有 点包打天下的味道,这也不是党的依靠群众,群众是社会的主人的观念啊。你是作家,要注意用现代公民意识教育农民,这十分重要啊。看来我们还要做很多工作才行。

高伯伯的话,引导我思想开阔,让我对现实想得更深了些。后来,我在中国文化报上,见到高伯伯写了一篇《〈新星〉的启示》,就是那天和我交谈的思想。

1997年,我办了离休,便开始在高伯伯的鼓励下深入河北农村生活。以后,我写每部长篇前,都听取高伯伯的意见,听他的指导。1998年,我写一部长篇纪实《人怨》,记录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在北京的生存状态,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后,立即送到高伯伯处,他认真的看后,给我提出意见。他说:把中国现实的真实情况写出来,比编造不真实的故事要好。继续写下去吧。不要管是不是能够出版。有些内容可能不合时宜,出版社不能出,那就写出来,放着,只要是真实的历史,总有一天会出版的。

我从此牢记高伯伯这些话,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真实地纪录现实生活,不管是不是能出版了。这样不迎合当前的出版社需要,我便有了更大的自由。只求留下真实,便是我写作的目的和动力。高伯伯教育我要有社会和历史的责任感,为百姓说话,这才是作家的天职。我从此有了自己的座右铭:路见不平拔笔助,我为百姓鼓与呼!

1997年,我在河北家乡生活,了解到这样的惊心动魄的事件。我回北京向高伯伯说了:容城县上坡村农民因为村官将他们保命田卖掉,为了要求民主选举,用录相带告状,引起中央台《焦点访谈》来调查,后来又引起中央纪委的关注,组织了调查组到容城调查,写了处理意见,但县委却不执行,反而把告状的农民抓起来关押。我把这情况说了,我说我想如实纪录下这场官司。高扬特别关注这件事,鼓励我写成纪实文学。他说,这是农民的觉醒,要求民主权利,要求维护自己的生存的土地,这是典型事件,可以写出来。引起全社会的惊醒,给觉醒的农民以支持。

19987月动笔,两个月后拿出了书稿,中国文联出版社在19992月出版,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之所以有写这部书勇气,并起名叫《民怨》,明确地提出这部书是一部“吐怨气,写民心,反腐败,唤法治”的书,完全是由于高伯伯的支持。书中有记录高扬同志的话,这些话成了本书的思考结晶:

方燕把上坡村发生的事,向一位在中央工作,退下来的老同志讲述,这位89岁的老人,精神矍烁,思维清新,他对方燕说了这些话:

这么多年,没有民主,是共产党说了算。——实际是一人说了算。现在有了很大的进步。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名不符实;说共产党代表人民群众,也名不符实。老百姓成了被统治者,把民主,倒过来成了“主民”!

今天到了人民群众真正要当家作主的时候了!

人民的权利靠自己去争,不能靠谁恩赐,现在的老百姓觉醒了,他们可以用法律做武器,向腐败,向不讲民主的现象做斗争了!这是伟大的进步!建国初期能这样吗?不能!这点很了不起!现在,得罪老百姓的事太多了,必须改!

你在写下边的问题,揭露县级领导的官僚腐败,可以写!现在写真情,说真话很不容易!很多人就不讲真话,原因就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里所说的:皇帝光着屁股上街,那些大臣们说穿着衣服哩,因为他怕惹恼皇帝丢了饭碗;只有小孩子说真话,说皇帝光屁股哩。可谁也不愿当那说真话的小孩。

上行下效——问题也不全在那县委书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吃老百姓,不给老百姓办事,老百姓还不骂你?

农民为什么愿意学法?因为他需要用法律保护自己!

我们在战争年代,离开人民就活不了,不实行民主,根据地就会丧失,所以和老百姓是鱼水关系。现在大权在握,似乎没有老百姓也能当他的官,反过来他就欺压百姓了,非从根本上改不可!

高伯伯作为老一代革命家,在苏联东欧共产党国家解体后,对中国党的命运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有一次,我去高伯伯家里,说起我的困惑:为什么十月革命的故乡,列宁缔造的苏联共产党,说完就完了呢?

高伯伯的话振聋发聩,让我震惊:苏共一党独裁,在苏联执政了七十多年哪。我们的党也是按着苏联党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如果我们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样腐败下去,得不到民众的有效的民主监督,能不能继续执政到七十多年哩?怕都很难说。前景无非是两个,一个是党自觉地改革,走向民主;另一个可能就是腐败到无法得到人民的信任,人民起来逼迫共产党改,不改就可能被推翻。得民心者得天下,我们当年得了民心,所以得到了政权,成了执政者;如果失去民心,也就必然要失去执政地位。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中国共产党集中了中华民族的精华人物,我相信一定会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改革之路,使中国走向民主富强的。

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有很大的政治魄力,还要有很高的权威性,让人民相信你;不然是不敢进行这种改革的。现在中央还没有这样有政治魄力的领导,不会有大的进步,可以在小的方面有些改良,以缓和日益尖锐的国内矛盾。现在共产党还没有到统治不下去的时候。

中国是一个封建传统很强大的国家。我是不同意为封建皇帝唱颂歌的那些电视剧的。我们需要的是民主思想,现代的公民意识的启蒙。中国的民主,应先从党内民主做起。我在1959年,当时在党中央工业工作部当副部长,因为说了实事求是的一点意见,便被批斗,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职下放到贵州的工厂劳动;平反后回到化工部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来了,我又被当作反毛泽东思想的人被打倒了;1969年,我下放到河南太康县化工部五七干校,直到文革结束。如果在党内有民主,可以让人说话,就不会有1959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如果党内有民主可言,也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了。1959年反右倾,造成了中国大灾难;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让中国走到崩溃边缘。党内没有民主的教训,不能忘记啊。

我问伯伯,中国共产党内的民主如何进行改革呢?

高扬伯伯向我透露了他的建议。他说:我从中央党校退下来了,中央让我们几个老同志,研究党的建设问题。我有个建议,交给了薄一波同志。他说现在还不好交给中央。何时交上去,听薄老的意见吧。

我的建议有一条是从中央进行改革。加大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权力。加强党内的监督力量。先从党内加强监督做起。全国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这个大会投票选举了两个委员会,一个是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选出中央政治局,政治局选出中央常委,然后选出总书记;另一个便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便是对代表大会负责。但这同样由全国党代会选举出来的委员会,权力却不同样,这个纪律检查委员会却要在中央委员会领导。这就不合大会选举的章程。他们一个是执行机构,一个是监督机构。如果权力集中,没有有效的监督,就不好办。如果你中央总书记有问题,由谁来检查监察呢?

我向高伯伯提到了县级的问题。一个县委书记便是这个县的皇帝,谁来监督他呢?没有人,没有力量。所以一把手出事的最多。家乡的老百姓都看出了这问题了。我在《民怨》一书里,便写出了农民的思考。高伯伯注意到农民的思考:

两个农民又议论起县人大的权力来,更不明白,人民代表大会不是全县人民的最高权力机关吗?为什么他们说话就那么没有力量?一开始答复得挺干脆,可他们一了解,怎么就软下来了?大概是县委有话,他们得服从党的安排吧?看来,县人大只是个空牌子,虽然牌子挺大,可不管用哟。说人大主任是全县人民代表选的,看来也和咱村的村委会一样,,那主任,副主任也是县委安排指定的。选举也不过是走走形式,做做样子罢了。难怪他那么怕县委书记而不怕老百姓!如果真是由人民选出来的,他们就在注意听咱老百姓的意见了。

这俩农民越想越想不明白,县委书记,人大主任,不都是人嘛,为什么那县委书记就要管人大主任?咱老百姓不都盼着人大给做主吗?可如果县委书记胡作非为,做了违法的事,上级又不知道,谁来管他呢?说来说去,咱老百姓还是找不到说话的地方,宪法上说咱是人民当家作主,可咱老百姓为什么就觉不出来呢?连咱村的事,村民说话都不算数,还想什么镇里,县里?说实打实的咱们就是争个村委会的民主选举,就心满意足了。再往上说民主,让咱们儿孙们去说吧!

高伯伯说,这是真正农民的呼声,这也说明农民正在觉醒,看出了中国的问题关键所在。中央工作的同志,也不是糊涂人,他们也是明白这些的。只是让他们进行改革,他们没有这种魄力罢了。中国的事情着急也不现实,但不动是不行的。

高扬伯伯支持我为农民维权

20049月,河北容城王家营村村委会成员,一同来到我家,要让我做他们的代言人,为他们村失去的五百亩地讨个公道。这是一个农民打了十多年的官司,一直没有得到解决。1992年,在全国开发热中,家乡容城县也未经省和中央有关部门批准,便由村党支书做主,将农民的基本农田五百多亩搞成了开发区,以一亩一万多元卖了几百万元,而农民没有了了土地,却没有见到钱。他们找到我以后,我便向高扬伯伯说了王家营村的事,高伯伯说这还了得,这样欺负农民不行啊。你当农民的代言人,很好,你可以给白克明同志写信反映农民的要求;如果河北省不解决,我们再报告中央领导。高伯伯对农民的深切感情,真让我感动,也给我以巨大鼓舞。

我照高伯伯所说的,代王家营村民给白书记写了一封长信,村民听了信的内容,便在后面按下了八百个红红的手印。信发到河北省委,不久,白书记便亲自批示给保定市委。领导的高度重视,给村民以巨大力量。当时,我看了高扬同志后,曾给村民写过一封信,这封信,在村民中传开了。村民说,有高扬这样的老前辈关心我们,我们多年没有解决的事一定会得到很好地解决。信的原文是这样的:

革命老前辈关心着咱村的土地问题

写给父老乡亲的一封信

王家营村村委会及父老乡亲们:

咱们村村民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咱们多少代人的汗水浇灌肥沃

的土地,烈士鲜血洒过的土地,是我们的命根子,是我们的饭碗,可在

1992年的某一天,咱们还在睡觉的时候,那是肥的501亩土地没有了。

是谁把我们的命根子断了,把我们的饭碗砸了,连和我们说一声都没有哇

。那断我命根砸我饭碗的太霸道,咱们也太好欺负了。不,我们不能这样

任人欺任人宰了。你们民主选出了自己的村委会,要用法律作武器,夺回

属于自己的土地。我作为烈士的后代,你们的乡亲,听到这信儿,就想说:

你们做得对做得好,我支持你们,我把这消息说给新闻界的朋友们,人民

日报,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法制日报,检察日报,新华社记

者全都表示支持你们。北京的大律师-法学博士也说,要打官司,他们愿

法律援助。全社会都支持你们。

104,我为咱村的土地事儿,专程去看望了老前辈,原来担任过河北

省委第一书记,后作中央党校校长的高扬伯伯。他离开了河北,但一直

关心着咱河北的百姓。五年前,我写反映咱县上坡村的书《民怨》之前,就是

先向高扬伯伯请教,按着他的意见写出来的。书出版后,先送给高扬伯伯指正,

并由高伯伯转给了革命前辈薄一波同志。我这次是先给他大女儿通了电话,

说了情况,他大女儿说,你去吧,他很想知道河北农村下边的真情。这天,

我到了高伯伯家,老人正在沙发上坐着等我到来。老人已九十五岁高龄,气色

很好,头脑清楚。他先让我把村里的事说说。我把咱村的土地失去的经过对

高伯伯细说一遍,老人说,这不是抡农民的土地吗!农民们为什么不知他们

斗争啊?

我说,从失去土地的那天,乡亲们就处于敢怒不敢言状态。因为当时村里的

支书是个村霸,有事他一人做主从不和乡亲们商量,加上当时乡里县里都支持

他,把土地卖了,乡亲们还没有得到卖地的钱。

高扬伯伯关心地问:钱上哪儿去了?我说,有几百万都让乡里县里的官员们

借走、挪用,有的还不知去向,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却只得到点利息。高伯伯说,

那要把给农民的钱追回来。

我说:这在过去就叫刮地皮呀。今天官员们对开发感兴趣,是和他们本身的

利益有关哪。

高伯伯说,农民们可以告他们呀。不是有了村委会了吗,就以村委会去告嘛。

我说,他们去找县有关部门,可都不管,村委会告职能部门,容城法院却不受

理,到保定中级法院,也给驳回了。老百姓没有办法,这才到北京找到我。我没

职没权,只好找有权的帮助。找到新闻界的朋友,还都支持。高伯伯也没权了。

如果你还是河北省委第一书记,这事不就解决了吗?

高伯伯说:程维高在河北十年,飞扬跋扈,无法无天,把干部带坏了,把党的

好传统好作风丢了。其实,这事只要有人管,不难办。有法律嘛。你们县委书记,

县长就能办。

我说,这事 可能有省里的人职务犯罪。我代乡亲给河北省委书记白克明同志写

了信,还没有回音。前些天,我和村委会乡亲到石家庄去了。见到了立成,他好像

情绪不好,对村民的事表现冷淡,给老乡印象不好。他说,一个村里的事怎么找省

委书记呢?他说他也见不到白书记,本来想让他给转个信,便没有让他转。

高伯伯说,他在河北,有劲也使不上。你们在河北办不了,那就给胡锦涛写信。

我支持你们,把这官司打赢。

我问:那怎能把村民的信转到胡总书记手上啊?

高伯伯说:交给薄老,请他交给胡锦涛。我有日子没去看薄老了。他比我大三岁,

九十八岁了,不过头脑还很清楚。

我说:伯伯再去看薄老,让我和您一块去吧。

高扬伯伯高兴地答应了我的要求。说到时候通知我一块去老前辈哪儿。

我说,我再见到乡亲,要对他们说老前辈支持你们哩,你们这场争夺土地的斗争

一定会胜利的。

说了半天,高扬老人像小孩子一样对我说,我想吸支烟,他看着小保姆,小保姆对

我摇头。我说,你不要抽了,人家不给你,伯伯,你不要抽烟,要多服点对健康有益的

营养品,多活些年,也是老百姓的盼望呀。高伯伯说,那就不要烟了。我这时让小保姆

给我和伯伯照像留念。小保姆说,她不会。高伯伯笑道,那有什么不会的?你把我们俩

的脑袋装进那机子里就行了。小保姆给照了相,我便告辞。老人要站起身送我,我按住

老人,小保姆说,我替您送客人了。这时听到高伯伯叮嘱了一句,有什么事,打电话来吧。

村里的地收回来,告诉我。。。。

我这次和高扬伯伯谈了一个半小时,把和咱村有关的话如实记了下来。愿我们不要

忘记革命前辈的关心,高唱国际歌,自己救自己,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村的父老乡亲。

你们的同乡 继来

2004108于北京

后来,白书记批示后,容城县委认真解决问题,先把县里要的七十多亩地还给了农民,又把挪用的一百多万元还给村里;对乡里挪用的二百多万,也做了安排,提出了解决办法。我把这结果说给高伯伯,他非常高兴。

非常遗憾的是,我没有机会同高伯伯去看望革命前辈薄一波老人,老人便离开了。去年,高伯伯住在北京医院后,我去看望伯伯,还说到没有看到薄老的憾事。我回容城家乡,王家营的乡亲们听说高伯伯病在医院,他们想看看高伯伯,以表示他们对老前辈的感念之情,还要让我给高伯伯带点家乡土地的没有用化肥农药的原生态的粮食。我说我把乡亲的心意带给高伯伯就是了。

我想,这就是中国农民对前辈的感情,他们是从这一代革命前辈身上感受着我们党的形象的。

200954于北京

我所经历的“党员重新登记”/ 邵燕祥

四月 30, 2009 由 taosl

《往事》编者的话:如果说历次清党是为了清除“不忠诚分子”,那么二十年前那次“党员重新登记”却是为了清除“不服从分子”。因为“忠诚”这种品质总与某种信念或信仰相关,无论是第几种忠诚。

现实——“风波”的“最后解决方式”导致了意识形态体系的崩塌。党不再是一个以意识形态与政治目标为凝聚力的共同体,它已经无法让党员和群众相信它一直宣示的理论和信条——党的性质、理想和奋斗目标,建立在这些理论和信条上的党内政治规则,诸如组织原则、集体领导、党员权利等也归于无效,“思想政治工作”被强制所取代——总之,在一切都无法自圆其说的情况下,巴掌就是道理。

另一方面,随着信念与信仰的被摈弃,要求忠诚变成了要求服从。从某些方面而言,惩罚不服从,就是惩罚忠诚,就是不允许说真话。

这次“党员重新登记”是戒严、军队强行进城、开枪、抓捕、判刑……的继续。在当时的情形下,人人过关,人人自危。为了自保,人们在选择了服从的同时,也失去了对组织的忠诚与信仰。从前,广大党员和普通百姓或认为,组织是好的,只是某些时期、某些方面被某些人搞坏了,但在这一刻,希望和信赖破灭了,从前的“我们的”党,也变成了“他们的”少数人的了。

但邵燕祥先生却选择了自己的路。他顶住压力,尽量说出真话,作为党员,他表达了最后的忠诚,同时也是最后的抗争。阅读本文,我们能体会,一个有良知、有担当、有独立人格的党内知识分子,在重压下的屈从、挣扎与坚守。他的出其不意的发言打乱了强制者的意图,扭曲了强制者所要达到的结果,显出了党内政治规则破产后的哈哈镜般的荒唐:最后的“处分决定”竟以少数获得通过。

这次清理是一个分水岭,自此,组织已经失去了要求忠诚的资格,人们服从它,多是基于生存和利害的考虑。说假话不再是不忠诚不老实的表现,而是服从的标志。体制清除了诚实的声音,于是假话套话空话废话连篇,说一套做一套,逆向淘汰,劣币驱除良币,贪腐横行,寡廉鲜耻。主旋律尽管高唱入云,三也好,八也罢,都当不得真了。

我所经历的“党员重新登记” 邵燕祥

不久前清理故纸堆,发现了当年党员重新登记时的一些材料,其中有中国作协“清查清理工作领导小组”的名义,原先没有注意,只叫“清查办公室”,这回却触动了几乎尘封的记忆:那时我们就曾是“清查”和“清理”的对象啊。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发生在北京并震动世界的历史事件,早已逐渐被歌舞升平所淡化,随后曾经“考验”千百万党员的重新登记运动,不但年轻人没听说过,连过来人也近于淡忘了。

而我记得,当我在1989年末或1990年初听说党员要进行重新登记的时候,头一个反应,是想起苏联的“清党”。中国共产党虽不止一次地“审干”、“肃反”,而以重新登记的方式把党员过一遍筛子,应该说还是创举。

我所以记不清重新登记这一决策的来龙去脉,是因为我从一九八二年起就把阅读党内文件的习惯给“戒”掉了。那年参加作协主办的诗集评奖具体工作,据说评委会内决定“安排名次不按得票多少”的讨论过程,不知怎么被香港传媒披露,中宣部视为“泄密”,指示作协追查。经这一堑,我长一智,知道要避免麻烦,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一切秘密。我能够接触什么“秘密”呢,无非是一些党内文件,有的标有“密件,注意保存”,那末,从此不看就是了。这不妨碍我了解大政方针,看看报纸电视就足够了。

一九八九年,我所在的诗刊社党支部,硬是通过门缝给我送来一份“秘密”的党内文件,意思是非看不可,我赶紧看了赶紧还掉。这是中共北京市委清查六月前后“犯错误”党员干部的范围、界限和处分办法等等,推广全国做样板的。

接着就布置每个党员做一个思想总结,重点放在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处理这一重大事件的表态上。每个人先写出稿子交给支部,支部提出意见退回补充。

我在写个人总结之前,重温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八二年九月六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章第四条党员权利第七款:“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声明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我想,这回我要行使这一权利了。

诗刊社支部大会是在一九九O年六月廿八日召开的。下面就是我在会上宣读的《个人总结》的定稿(其中看得出本人的“局限性”,请读者明察):

个 人 总 结

(1990年6月)

第一部分  去年春夏之交的思想认识和实际表现

(一)“六四”以前

我在今年四月初为干部考察所写材料中,曾经概述这一阶段的情况:“(1989年)风波初起时未多留意,后从报道得知,广大学生要求反对腐败,推进改革,加强民主和法制,他们的爱国热情并曾经党中央和国务院肯定;但我也担心旷日持久,各种复杂因素会导致矛盾激化,尤其担心一旦不幸发生流血事件,各方面的后果将难于设想。这就是‘六四’以前我的观点。”

我在去年四月十八日去无锡开会,二十五日由沪赴美参加中国文化研讨会。五月十八夜返抵北京。

原曾听说不少大学生忙于考“托福”、经商或打麻将,对国家大事似已漠不关心。私心以为,一个民族的希望在青年,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胡耀邦逝世,看来青年学生以悼念为契机,化旁观为参与,化悲痛为力量,证明民心不死,民气可用;我们党也正好以此为契机,站在他们的前头,把自发的爱国热情引导到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的轨道上来。

但从传播媒介得到的片断信息,使我感到事态的严重出我意外。我十分担心学生在游行中与军警冲突以至流血,那将是玉石俱焚,令亲者痛而仇者快,不止是一个政治影响而已。直到看见电视,学生张出拥护党和社会主义的横幅,警察也持克制态度,才稍解心中的不安。我想,只要依照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办事,矛盾当获疏导和缓解,不致发展到对抗;而且只要坚定地相信和依靠群众的大多数,那末纵有个别人拨乱其间,阴谋把事态推向极端,也就无所施其伎了。

在美期间,我也不讳言对我们国家、我们党和青年学生的这种隐忧。话题涉及国内时,我即兴的发言都未超出自己以往文章中表述过的内容。在同国外境外人士的接触中,我努力维护了国格、党格,从而也维护了自己的人格。

然而,回到北京以后,听说绝食仍在继续,对话迄未进行,接着宣布戒严,使我深感震惊。

在中国国情下,我从来主张认真执行宪法所规定的民主制度,使人民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和其他民主权利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即所谓小民主。如果没有小民主,则难免发生所谓大民主,即大规模的群众斗争或“闹事”。然而,如邓小平所说的,严重的官僚主义者总是会有的,有时“闹事”也不可避免。遇到这种情况要沉住气,要善于面对群众,依靠群众,耐心地去做工作,这样问题就可以解决。

这次学潮和各界群众的卷入,绝大多数人是由于对我们社会还有腐败现象,以及对党和政府在前一段工作中的失误,有不满,有气;而党的首脑部门多年来对那么严重的腐败现象警惕不足,纠正的措施也不得力。如果周恩来健在,一定不会回避接触群众,深入群众,面对群众,并会以协商对话的精神,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重视并接受合理意见和要求,对不合理的加以批评说服。他在文革中多次接见红卫兵和各派群众,排难解纷,堪为力挽狂澜的典范。我甚至怀想起周恩来在西安事变后内战一触即发的险恶形势下,处理危局,化干戈相向为联合抗战的成功;虽然历史条件不同,具体矛盾不同,但其胆识是永远值得学习的。

我相信戒严的决策出于不得已。戒严一举,不管是不是针对学生的,事实上增加了学生和市民的疑虑戒惧之心,且关闭了党内外各方人士建言调解和斡旋的途径。一方箭在弦上,一方骑虎难下,而我作为一个中国公民、一个共产党人竟完全无能为力,痛心之极!我参加五月二十五日的游行,就是怀着这种负疚又无奈的复杂心情的。——事后回顾,在党中央的决策以国务院戒严令形式公布以后,参加上述的游行,使个人的不理解和不同意见诉诸行动,无异于同党章要求的“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律”背道而驰。北京市委文件决定对有上述表现的党员干部一律给予党纪处理;我愿为此接受应得的处分。

(二)“六四”以后

“六四”以后,邓小平说,大家的头脑清醒了。面对过去和未来,需要冷静思考,总结经验教训。决策者当时出于“没有退路”的形势估计,决定武装入城的背景和依据,在听文件传达后逐渐有所理解;然而我以为,如果在紧急状态下仍能坚持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那末,以现代武器最后解决问题,恐不是最佳选择。

闭门读书一年来,围绕这个使人困扰的问题,我重温了中外历史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党多年来教育干部和党员,并用以团结了广大群众的根本原则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站在绝大多数人一边;即使对还不觉悟的人们,也要善于等待,努力说服,不可用对待敌人的态度和方法对待人民。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是一时权宜之计,而是党的生命线。千百万先烈为此牺牲了生命。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按照组织原则我服从。不过,每想到北京这场政治风波最后解决的方式,我总记起革命导师一再指出在执政条件下对内不要轻易使用武力,毛泽东早在五十年代初就曾告诫我们绝对不许向群众开枪;因此,在这方面,请允许我保留个人的意见。

共产党人应该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本着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对党负责也对自己负责的态度,披陈如上。

还需要补充一点,即这场风波的善后还没有结束,而酿成风波的许多问题更远未解决。如果党中央能以一举“平暴”的决心,果断认真地惩治贪污,消除腐败,那就是为落实六中全会决议真正办了一件大实事,也为解决好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重建党的信誉办了一件大好事。如果以要求群众取信于党、要求党员取信于领导机关的同样努力,通过办实事,使党的领导机关取信于普通党员,使党取信于人民群众,那末社会政治的稳定就将置于可靠的基础上了。

第二部分  对照党员标准的自我评价

对照评议党员的五个方面的问题,这里不做流水账式的逐条答问。谨就我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扼要汇报。

我从一九八四年退出第一线后,原想集中精力在文学专业方面读书补课。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进程中的矛盾纷至沓来,社会责任感迫使我不得不放弃或改变某些计划,继续执笔多写杂文即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性的文字。

我一贯认为,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当代政治生活中无可取代的作用,由于中国的改革这一自我完善过程是在体制内自上而下实现的,中国的事情办好办坏,全看党的作为;因此,搞好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解决党风问题,不仅关系到执政党自身的生死存亡,而且是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是全国人民利益之所在。这个基本认识和我的忧国忧民以至忧党之情,贯穿在我新时期全部诗文中。

从总的倾向来看,我的杂文、政论都是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大、十三大的精神合拍的。从传统的革命功利主义即文艺应有助于实际工作的观点来要求,其中不少也起了“拾遗补阙”的作用。我在一九八八年下半年提出了“不反贪污,改革没有希望,共产党没有希望”,就是鉴于贪官污吏不仅是经济建设的破坏力量,而且是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腐蚀并败坏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必须把认真反贪污提到廉政建设的首位来,这同不久以后国家监察部确定反贪污为一九八九年全年中心任务的思路完全一致。又如一九八九年初我就前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的翻案文章《王力病中答客问》,连写了几篇文章驳斥,后来听说中宣部也行文制止对王力的宣扬了。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日,我在《中国青年报》发表针对日本首相竹下登回避承认日本侵略责任的署名文章,日本共同社当日报道,注意到“这是中国报纸首次发表的正式反驳的评论”。维护民族尊严、民族利益,我也是未敢后人的。

在检查时限的两年中,我从一九八八年六月至一九八九年六月发表的杂文、政论约十余万字,多属急就,容有某些立论不够严谨,或嫌粗疏幼稚之处,但如同对一切自己所写的作品一样,我承担全部文责。我参与有限的社会活动,其中曾有两次较为郑重的长篇发言(发言稿已发表),一是一九八八年夏在胡风案件彻底平反后一次座谈会上的《有感于胡风案件的平反》,一是一九八八年秋在中国作协理事会会议上的《没有充分的民主就没有真正的团结》;除了未涉及反贪污问题以外,几乎囊括了我近年来对上层建筑领域历史经验和现实问题的思考的主要结论。我作上述发言时力求实事求是,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综上所述,我是自觉履行了党员各项义务的。不过,我在新时期十年来所做的工作,并不足以填充一九五八至一九七九的二十年间的空白。尤应指出,如列宁所说,“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我的作品虽然都是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并归宿于马克思主义,但理论视野毕竟有欠开阔,也还远未提出更多生动活泼的创见。我将在继续学习马克思主义、涉猎文史的同时,力求弥补个人知识结构上的缺陷,这将是今后主要的努力方向。

〔附白〕据支部意见,“总结未提反自由化问题,与作协要求不尽相符。”现就此做些补充。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以为,要参与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关键在于更好地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水平。

这些年间,我没有做简单的表态文章,而是就我所接触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现象,在思考所及并略有心得的范围内,力求一边学习,一边试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新情况,回答新问题”。综观从一九七九年后特别是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九年发表的几百篇杂文,主要锋芒无非针对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其中既有封建思想残余,也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对于我所识破和认清的反马克思主义,以及假马克思主义的表现,我都是不留情面的,不管它是以“左”的面貌还是右的面貌出现。我以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自律,绝不说一套做一套,今天一套明天一套,见风使舵,文过饰非。

这些是一个从事思想文化工作的共产党员份内应做的事情,我自知做得还很不够,尤其是由于水平所限,常感力不从心。例如一九八八年末,从国外引进了一股“新权威主义”思潮,从理论到实践都是危害甚大的;我当时期望有能操马克思主义武器的大家起来做有力的批判,但久无反响,我只得面对这个自己并无多少研究的问题,仓促上阵,写了两篇文章,批驳新权威主义即开明专制的主张,捍卫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

我写文章,遵循鲁迅所说的“砭锢弊常取类型”,对事不对人,只从党性立场出发,不问所谓来头、背景,因此无所顾忌,理直气壮。由于没有确指,对号入座的反倒不止是一人两人,如在反对贬损鲁迅的论争之后就有这种情况,为坚持真理而结怨于人,也是为了原则和集体的利益难免要做的一点个人的牺牲吧,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应该是不足挂齿的。

以上所述是有所为的方面,另一方面我也有所不为。如在一九八九年初,曾有一股“修改宪法风”,我就持保留态度(谢绝邀请未与会)。我认为现行宪法来之不易,文革中宪法成废纸,人民遭荼毒,今天只要争取切实按宪法办事,公民的权利就能得到保障。宪法应有相当的稳定性。

这个总结,我念完后,进行讨论。到会的正式党员十五人,有十三人发了言。会上发言我有简单的记录,这里不再介绍。后来我看到了支部书记归纳起草的支部意见:

中共诗刊社支部大会的意见

该同志的总结态度认真,文字严谨,符合他的实际情况。

该同志坚持共产主义信仰,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对党忠诚,襟怀坦白,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时刻关注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对自己在动乱中的错误进行了检查和认识。在诗刊工作期间,编辑工作认真扎实,作风正派,廉洁奉公,谦虚和蔼,严于律己。

主要缺点: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同志一道工作不够。有时过于谨慎,使人敬而远之。

希望今后继续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增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密切联系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的实际,提高和党中央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保持一致的自觉性。继续勤奋创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支部大会举手表决:到会正式党员15人,全部同意邵燕祥同志重新登记。

支部书记签字盖章    1990年7月28日

支部党员同志们未因我对当时党中央的一项重大决策持保留态度而对我有所歧视,他们实事求是地对我做了评议,虽然各人口径不同,但众口一词同意我重新登记为中共党员。当时我忽然一闪念:如果是在三十年前反右时,二十年前文革时,甚或就在十几年前第一次天安门事件时,这样的支部大会是不可想象的,我们还是有了点小小的进步,但再一想,为这一点小小的进步付出的代价可是太大了。何况我们这个支部很可能是个特例,因为听说别处许多类似的会几乎还都是开成了多年来的老样子。我庆幸我所在支部的同志们,能够跟我一起,在党章的范围内,争取实现党员应享的民主权利,争取到一点是一点。

这样的欣慰之感,并没有能持续多久。我在一九九O年七月五日填写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登记表》,以为只要经上级党委审批,就可告一段落。

那时我因久已退出一线编务,同诗刊编辑部在岗的同志们联系极少,消息闭塞。一旦听到的消息,却是我的“登记表”搁浅,支部大会等于白开,因为作协清查清理领导小组正在与上级单位反复磋商如何对我进行处分的问题。

原来在党员登记当中,预期有一批党员采取“不予登记”的方式加以清除,即前述所谓过筛子也。听说清查小组负责人对诗刊社支部极表不满,责问支部委员为什么竟允许我陈述并保留自己的意见。那位支委说,他“引经据典”,没法反驳(应是指我引用了毛泽东“绝对不许向群众开枪”的话)。作协清查小组仍向中组部报批,要以“不予登记”把我“筛”掉。又据说中组部坚守老规矩,说党员有权利保留个人的意见。最后清查清理工作领导小组起草了给我“党内警告处分”的决定,交由诗刊社支部开会通过执行。支部许多党员认为,如要给予处分,以及给什么处分,应经支部大会讨论,倘由上级硬性规定,那就不必开支部大会,由党委直接决定宣布(党章第四十条有“在特殊情况下,县级和县级以上各级党的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有权直接决定给党员以纪律处分”),就算是“特殊情况下”嘛!但,清查办公室不干,一定要支部开大会,来通过对我的处分。

于是,支部把作协清查清理工作领导小组起草的对我的处理意见寄给我“征求意见”:

关于邵燕祥同志所犯错误的处理意见

邵燕祥,男,1933年生,1947年参加革命工作,1954年入党,现在中国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

一, 主要错误事实

1989年4月28日,在美国旧金山,邵燕祥戈扬等人就《世界经济导报事件》联名致电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对上海市委处理总编辑钦本立一事表示抗议。这一电报在1989年5月2日《中报》发表(见附件一)。

1989年5月25日,邵燕祥参加了首都知识界大游行,游行路线从建国门经天安门到六部口。这次游行喊的口号主要有“要求召开人大”“罢免李鹏”等(见附件二)。

同年5月16日,邵燕祥在《诗刊社部分同仁在京诗人对学生运动的声明》上签名。此声明呼吁党中央和政府迅速与学生及各界人士对话,并在这次学生运动中革新自己。其内容摘要发表在5月20日《文艺报》第20期上(见附件三)。

二, 本人态度和处理意见

在1989年北京发生的动乱和暴乱中,邵燕祥同志在国外,联名致电江泽民,造成不良影响。5月20日北京部分地区戒严后,仍然参加游行,错误是是严重的。清查工作开始后,邵燕祥同志能主动交待上述错误,但认识不够深刻,根据中纪发(1989)9号文件第一条第3款、第三条第3款,拟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中国作家协会清查清理工作领导小组 (中国共产党中国作家协会机关委员会印)                     1991年2月23日

上面这个决定草稿,不知道经过些什么程序,反正寄到我手里时已经是同年六月。我当即写了我的意见上交给支部:

我对“处分决定(草稿)”的意见

(一) 关于“主要错误事实”部分

1, 所谓“1989年5月16日,邵燕祥在《诗刊社部分同仁运动的声明》上签名”,“其内容摘要发表在5月20日《文艺报》第20期上”。按:我从无在上述声明上签名的情事,当时我在国外,并无人以函电请求意见,我返国后两年来也从无人对我提及此事,我至今没有看到这份《文艺报》,也未从别处看到这一声明。

支部的“处分决定(草稿)”系以中国作协“双清”小组提供的材料为根据,该小组把这一件与我无关的事作为据以处分我的三项“事实”之一,向上报批,而从未与我核实过。这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和认真负责的作风,反映了该小组主要负责人在对人的处理上一种轻率的态度。

关于1989年4月28日我同戈扬等联名致电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和1989年5月25日我参加首都知识界游行二事属实。

但“处分决定草稿”中,在致电一事后提到这一电报在某报发表,在游行一事后提到游行队伍所喊口号,则都与我无关,不应写入我的“主要错误事实”,否则将混淆责任界限。我意这两句话如要保留,可加括号作为附注性说明。

(二)关于其他事实

“处分决定(草稿)”第二部分关于我在国外“联名致电江泽民”一事的时间,说成“在1989年北京发生的动乱和暴乱中”,不确切。按:北京的“暴乱”按权威解释始于1989年6月3日,而我联署的电报则是在4月27日或28日,与“暴乱”联系起来实属勉强,只会使有关文字增添不实之词的色彩。

又,“处分决定(草稿)”写我“1954年入党”,不确,应为“1953年入党”或“1954年转正”。(我于1953年6月经支部大会通过和上级党委批准为候补党员,1954年按期转为正式党员。按照党章,党龄从转正之日算起;而入党时间,惯例指支部大会通过为候补〔预备〕党员之日。)

(三)关于“本人态度和处理决定”

1,关于我对1989年5月25日参加游行一事的态度,已见1990年《个人总结》:“在党中央的决策以国务院戒严令形式公布后,参加上述群众游行,使个人的不理解和不同意见诉诸行动,无异于同党委要求的‘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律’背道而驰。北京市委文件对有上述表现的党员干部一律给予党纪处理;我愿为此接受应得的处分。”

2,关于致电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一事。我于1989年4月在国外听到上海市委对《世界经济导报》和钦本立同志所作的组织处理,因我知道上海和江泽民同志本人对该报曾有肯定的评价,又感到此举在当时特殊条件下恐失于过分仓促,故认为似以收回成命为好。这一电报是针对一级党组织的一项具体决策的当否表示意见,并无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也没有泄漏党和国家的秘密。由于我参与上述电报的签名而给予处分,是不应接受的。

3,基于以上两点,建议对“处分决定(草稿)”的相应部分作适当改写,即不涉及致函江泽民一事,而保留参加游行一事,这样,根据文件仍然可以给我党内警告处分,也不影响我接受这一处分,并且有利于党“”努力造成让人当面提意见包括尖锐意见……的气氛“,政治影响较好。此意望支部转报上级党委。

1991年6月

诗刊社党支部终于在那年九月十八日召开支部大会,讨论对我进行处分。我在宣读了上述意见后,接着讲了以下的话:

在此,我还要说几句似是题外又属题内的话。

鉴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前党内斗争(包括党内肃反斗争)和执政后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对人的处理问题不仅涉及保障党员权利,而且涉及发扬党内民主,从而加强党的团结统一和改善党的政治形象问题。

按照党章,“在特殊情况下,县级和县级以上各级党的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有权直接给党员以纪律处分”。如非照此办理,则应由支部大会切实讨论决定,报上级党委批准,才符合正常的民主程序。

按照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共产党员要忠诚坦白,对党组织不隐瞒自己的错误和自己的思想、观点;对人对事要开诚布公,有什么意见,有什么批评,摆在桌面上。”任何一级组织和个人,“不可看领导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不准以任何理由和任何名义纵容、暗示、诱使、命令或强迫下级说假话”,否则是“都必须绳以党纪”的。

听说中国作协的某些支部,遵照上级布置,在会前分别向党员“做工作”,超出了学习政策和征求意见的限度,而是要求在处分党员的会上按既定口径投赞成票。这是把在党外政治生活中出于斗争需要而采用的做法搬到党内来(类乎布尔什维克在国家杜马的议会党团必须保持投票时的一致),对普通党员形成心理压力,应为明智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所不取。

我在50-60年代两次受过党组织的错误处分,现在看待处分问题已经摆脱了个人得失的视角。其所以要作如上的发言,是由于是非之心应该高于利害之心,凡有关党的、人民的、民族的利益,是非不可不辨。我对我现在的言行负责,也对“处分决定(草稿)”所涉及的确属我的言行负责;我希望中国作协“双清”领导小组的主要负责人,也应同样采取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至于对一般党员同志,我认为不应苛求。共产党人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者。从实际出发,不可能不看到,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需要一个不断排除干扰的曲折的长过程,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支部党员同志们已经在去年对我进行评议时充分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现在又以很大的耐心听取了我的心里话,这就够了。给我个人一个什么处分,无关大局,在这个问题上,我建议同志们采取同目前党内民主的一般水平相适应的态度和做法,我完全理解。

谢谢大家。

我想,今天的读者会理解我为什么说最后这样一些话。我不愿让同志们为我而为难。那将使我长久地负疚。

表决的结果,可能又出乎作协清查清理工作领导小组的意料:没有通过。反对票加上弃权票超过赞成票数。

后来,我接到党支部寄给我的一纸“处分决定”,有趣的是,后面的下款不是作协的清查小组了,改成了诗刊社支部。其中接受我的意见,更正了我的入党年份,取消了“主要错误事实”中别人替我在诗刊社部分同仁声明上签名那一条,以及游行队伍喊“要求召开人大”“罢免李鹏”口号的细节。在篇末“根据……规定,应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后,客观地写下:“经支部大会讨论(正式党员20人),表决结果是:9人同意,5人反对,5人弃权,1人不表态。”

直到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三日,支部写信给我,说党员重新登记工作告一段落了,并祝“新年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从一九八九年到此时,已进入第四个年头,大家都烦了吧。还是听说,直到那个鸟“清查办”结束的时候,有人看到他们上报的战果,从给予处分的人数落实推算,大概还是把我算到了“严重警告”项下的人数里。我听了也只能付诸一笑。因为他们在某处立了军令状,一定要把他们的意图贯彻实现的。其实,他们若是当时听了支部党员的意见,不开什么支部大会,直接宣布处分某人,也就用不着后来假报成绩,欺骗上级了。

2009年3月28日

(附)

关于邵燕祥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邵燕祥,男,1933年生。1947年参加革命工作,1953年入党,现在中国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

一,主要错误事实

1,1989年4月28日,在美国旧金山,邵燕祥同志同戈扬等人就“世界经济导报事件”联名致电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对上海市委处理总编辑钦本立一事表示抗议。(这一电报在1989年5月2日美国《中报》发表,见附件)

2,1989年5月25日,邵燕祥同志参加了首都知识界大游行,游行路线从建国门经天安门到六部口。

二,本人态度和处理决定

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邵燕祥同志在国外,联名致电江泽民,造成不良影响。5月20日,北京部分地区戒严后,仍然参加游行,错误是严重的。清查工作开始后,邵燕祥同志能主动交待上述错误,但认识不够深刻。支委会认为,根据中纪发(1989)9号文件第一条第3款、第三条第3款的规定,应给予邵燕祥同志党内警告处分。经支部大会讨论(正式党员20人),表决结果是:9人同意,5人反对,5人弃权,1人不表态。

诗刊社党支部  1991年9月19日

原载《往事》第七十八期,2009年4月30日

五柳村2009年4月30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