兑现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

――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公开信

（五柳村经授权后发布的定稿，现在网上流传的不完整，也有不准确之处。五柳村发布后，概以本文本为准。）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1982年宪法第35条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一条文28年不兑现，被党政机关制定的“执行”细则所否定。这种原则承认具体否定的假民主，成为世界民主史上的丑闻。

2003年2月26日，胡锦涛主席上任不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與民主黨派人士舉行的民主協商會上，明确地說：

新闻解禁、开放人民舆论阵地，是社会的主流意见和诉求，是正常的，要以立法形式解决。共产党自身不改革，不改造，就会失去生命力，走向自然消亡。

2010年10月3日美国有线电视台CNN播出了访谈节目主持人法瑞德·扎卡利亚对中国总理温家宝的专访。温家宝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言论自由对任何国家都不可或缺；中国宪法赋予民众享有言论自由；人民对民主自由的诉求不可抗拒。

根据宪法和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讲话精神，我们仅就兑现言论出版自由之宪法权利方面陈情如下：

关于我国言论出版自由的现状

我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名义上“当家做主”61年，但我们享有的言论出版自由竟不如回归祖国前的香港，即不如殖民地居民。

回归前的香港是英国殖民地，女王政府任命总督管理这个地方，但港英当局给香港居民言论出版自由，不是空头的，纸面上的，是落实的，兑现的。

1949 年建国，人民欢呼解放了，当家做主了，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直到今天，建国61年，搞了30年改革开放，我们还没有得到香港人殖民地时代就有的言论出版自由。现在有些参政议政的书籍，要拿到香港出版，这不是回归祖国的福荫，是沿袭殖民时代的旧法。大陆人民的“当家作主”地位实在太窝囊。国家宣称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实在太尴尬。

岂止普通公民，连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都没有言论出版自由。最近李锐遇到一件事情：不久前《周小舟纪念文集》出版，原来收进了李锐1981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纪念周小舟的一篇文章，但出版的书中没有。周小舟夫人打电话向李锐解释：“北京通知，不能用李锐的文章。”连1981年发表在党报上的旧作也不让收进文集，真是荒唐至极！李锐说：“这算什么样的国家？！我大声疾呼：新闻必须自由！扼杀公民的言论自由是完全违法的！”

岂止高级干部，连国家总理都没有言论出版自由！2010年8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深圳发表题为《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的讲话。谈到“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新华社21日通稿《开创经济特区的美好明天 》，把温家宝讲话中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删掉了。

2010年9月22日（美国当地时间）温家宝总理在纽约与美国华文媒体和港澳媒体负责人进行座谈，再次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温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我曾经讲过，经济体制改革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也不会彻底取得成功，甚至已经取得的成果还会得而复失。”温家宝随后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6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题为《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的讲话，其中也谈及了政治体制改革。9月23日（北京时间）晚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以及新华社通稿报导这些活动时，只报导了温家宝谈及海外华人的处境、海外华文媒体的作用等内容，提及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都被过滤掉了。

这些事情，如果追究责任，绝对查不到具体人，这是一只看不见的黑手。他们自知理亏违宪，通常以电话通知某人的作品不能发表、某事不能见诸媒体。打电话的官员不留姓名，叮嘱执行者为其保密，但必须执行他的电话指示。这只看不见的黑手就是中宣部。现在是中宣部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凌驾于国务院之上。试问中宣部有什么权力封锁总理的声音？有什么权力剥夺全国人民对总理讲话的知情权？

我们的核心要求是取消审批制，改行追惩制

把宪法第35条言论出版自由变成可望而不可及的墙上画饼，是经过《出版管理条例》等具体执行细则来完成的。这些执行细则，槪而言之就是深文周纳的审批制。有数不清的清规戒律限制言论出版自由。制定新闻出版法，废除审批制，已成为当务之急。

建议全国人大立即着手制定新闻出版法，废除《出版管理条例》和地方当局管制新闻出版的那些条条框框。落实宪法第35条给予公民言论出版自由，从体制上看就是从党政机关直接控制到媒体相对独立，从“党的喉舌”转变为“社会公器”。因此，新闻出版法的立法基础必须是实行追惩制，而不能再以“加强党的领导”的名义强化审批制。所谓审批制，就是出版物在出版以前须经党政机关的审查，批准了你才能出版，不批准出了就是非法出版物。所谓追惩制，就是出版物不必向党政机关报批，总编辑通过了就开印，出版发行完全自由。出版后如有不良后果和纠纷，政府再介入，根据法律判断是非对错。世界各国新闻出版法制的发展，走的是由审批制向追惩制过渡的道路。无疑，追惩制比起审批制是一个历史性进步，对推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社会和谐历史进步起了伟大的作用。英国早在1695年即废除了预防检查制。1881年法国废除了预防检查制，报纸、刊物出版前的手续仅仅需要一份简单的声明，由报刊领导人签署，邮寄共和国检察院即可。我国目前实行的书报审查制度，比英国落后315年，比法国落后129年。

我们的具体要求

一、取消媒体的主管单位，由主办单位独立负责；真正落实出版单位的社长、总编辑负责制。

二、尊重记者，树立记者 “无冕之王”的社会地位。记者报道群体性事件，揭发官员贪污腐败，是为民请命的神圣事业，应受到保护和支持。立即制止某些地方政府和公安机关随意抓捕记者的违宪行为。追究谢朝平案的幕后操纵者，渭南市委书记梁凤民必须下台，以申党纪，以儆效尤。

三、取消限制媒体跨省进行舆论监察的禁令，保障中国记者在全中国领土上采访报道的权利。

四、互联网是社会信息和公民意见的重要交流平台，除确实涉及国家机密的信息和侵犯公民隐私的言论之外，网络管理部门不能随意删除网帖和跟帖，取消网特，取消“五毛党”，取消对“翻墙”的技术限制。

五、党史无禁区，中国公民有权知道执政党的罪错。批准在大陆印行《千秋功罪毛泽东》（辛子陵著）和《墓碑》（杨继绳著）两部书，报刊网络可以公开讨论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为重新评毛预作准备。

六、允许《南方周末》和《炎黄春秋》改制为民营报刊作为探路试点。报刊民营化是政治改革的方向。历史的教训是：施政者与评议者高度一体化，政府和媒体都姓“党”， 自己搭台唱戏，自己鼓掌喝彩，是很难和民意沟通实现正确领导的。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大陆所有的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从来没有反映过真实的民意。党和国家领导人耳边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就既难发现、更难纠正正在发生的全局性的错误。执政党和政府拿纳税人的钱办媒体为自己歌功颂德，这在民主国家是不允许的。

七、允许已经回归中国的香港、澳门的书籍报刊在大陆公开发行。我国加入了WTO，在经济上已经融入世界，企图在文化上闭关锁国，是违背改革开放的既定方针的。港澳文化是送上国门的先进文化，观之于港澳报刊书籍备受群众欢迎而益信。

八、转变各级宣传部门职能，由制定多少个“不准”，转变为保障信息准确、及时、畅通；由帮助贪官污吏压制封锁批评揭露的稿件，转变为支持媒体对党政机关发挥监督作用；由封报刊、撤总编、抓记者，转变为对抗强权，保护媒体和记者。宣传部门在党内、在社会上名声很臭，要做几件好事恢复名誉。在适当的时机，可以考虑宣传部更名，以符合世界潮流。

迫切陈情，敬希亮察。

2010年10月1日

发起人（23人）：

李 锐（前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二、十三届中顾委委员。)

胡绩伟（前《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新闻学会联合会会长）

江 平（原政法大学校长、终身教授，七届人大常委、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李 普（原新华社副社长）

周绍明（原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锺沛璋（原中宣部新闻局局长）

王永成(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欧洲科学、艺术与人文研究院通讯院士)

张忠培（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原院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杜 光（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郭道晖 (原《中国法学》杂志社总编辑)

萧 默（原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艺术研究所所长）

庄浦明（原人民出版社副社长）

胡甫臣 (原中国工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张 定（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

于 友（原《中国日报》社总编辑）

欧阳劲 (香港《太平洋杂志》总编辑)

于浩成 (原群众出版社社长)

张 清（原中国电影出版社社长）

俞月亭 (原福建电视台台长、高级记者)

沙叶新 (前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现为回族独立作家)

孙旭培（原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

辛子陵（原国防大学当代中国编辑室主任）

铁 流（民刊《往事微痕》总编辑）

法律顾问：

宋 岳（中国籍公民，美国纽约州执业律师）

签名者：476人（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 弘（南通大学教授、南通日报老报人）

丁 品（原《中国环境报社》主任记者）

丁纯先（原盈江县财政局干部）

丁志遂（原南京植物研究员）

丁惠文（原瑞丽三中教师）

于向真（原中国儿童报主任编辑）

于增佑（原锦州公路段干部）

马育忠（西安 编辑）

马跃三（原开远市人民路小学教师）

马兆庚（原大理州制药厂支部书记）

马鹤鸣（原大理学院教师）

马怀麟（原开远市商业局科长）

王中陵（西安 编辑）

王孔旭（原江汉大学副编审）

王家典（原江苏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王 林(原浙江师范大学教师)

王 絮（吉林 原《人民日报》吉林站编辑）

王学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王 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

王书瑶(原国家税务总局退休研究员)

王承祥 (原锦州公路段干部）

王巧珍（自由职业者）

王衍周（原东北空军第八航校　主任教员）

王玉林（原东北空军第三航校　飞行员）

王恩彬（原东北空军第八航校　助理员）

王丕尧（原辽宁省第二建筑公司 技术员）

王兆洪（原芒市华侨农场中学总务主任）

王书元（原瑞丽三中教师）

王华彩（原中共昆明市委统战部干部处长）

王忠福（原文山银行退休人员）

王 豪（原开远市农业银行干部）

王从皎（原西南林学院副教授）

王 静（原河南省卫生厅副厅长）

王明全（川自贡第二十八中学校 退休教师）

王明正（四川客车厂）

王丽娜（河北省围场县永合义村大学生联谊会联络员）

王秀丽（河北省围场县永合义村大学生联谊会联络员）

王丽雪（河北省围场县永合义村大学生联谊会联络员）

王朝启（河北省围场县永合义村明天幼儿园园长）

王成文（成都建机械公司 ）

王永祥（原大理市第二中学高级教师）

王明全（四川自贡第二十八中学校 退休教师）

王誉虎（北京公民）

方小芬( 原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工程师)

尹仪方（原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尹贤绪（兰州交通大学教师）

尹 惠（北京二外离休教师）

兰春波（原成都铁路局干部）

孔德亮（原鲁甸县供销社农村股股长）

孔令平（原重庆专用汽车厂退修职工）

毛微昭(原浙江省政协委员、浙江传媒学院离休干部、新闻学者)

毛崇杰（中国社会科学院退休研究员）

车忠文（原四川青年报编辑）

史宗宝（原锦西钢铁厂干部）

田盛颐（原中央民族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白孟秋（原东北空军第三航校　飞行员）

白祖诚（原北京市旅游局党委副书记兼北京旅游学院院长）

白雅琴（围场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石天河 (原《星星诗刊》编辑)

艾晓明（广州中山大学教授 纪录片工作者）

艾 风(原《四川日报》社高级记者)

皮公亮（原长江日报主任记者）

叶式礼 （成都市金牛区教育局干部 ）

叶匡政 (北京诗人)

卢菊生（原东北空军转业干部）

邓葆宸（原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一级导演）

邓有声（原湖北襄樊机床厂 高级工程师）

伍登祥（原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副研究员）

刘文介 (原民革成都市委常委)

刘宏文 (江都市第一中学退休教师)

刘长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退休）

刘正纚（原北京大成中学 教师）

刘兆丰（原四川省计委副主任）

刘庆云（原湘潭大学教授）

刘志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刘 鹏（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原编审）

刘慧珊（原外交学院 教授）

刘绪光（自贡铸钢厂工程师）、

刘立介 (原湖南科技大学教授)

刘成端（原昭通市盐津县纪委副书记）

刘孔伏(历史文化学者、自由撰稿人)

刘 冰（原四川青年报记者）

刘祖萱 (中冶公司第十九冶金建设公司老干处处长)

刘孟懿（原金平县第一中学教师）

刘克文（原原东北空军 飞行员辽）

毕宾生（江西省妇女干部学校副校长）

朱尔刚（原东北空军转业干部）

后永年（原大理学院保卫处长）

许相照（原广州市粮食局 干部）

许为南（原东北空军16师机械工程师）

冯志轩(原中央机械工业部高级经济师)

冯成学（原威信县教师进修学校职工）

孙正荃(原青海日报记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孙文广（原山东大学退休教授）

孙开泰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孙小平（原广州市黄埔区汽车制造厂医务室护士）

孙君秣（离休干部）

任彦芳（作家）

任建树 （历史学家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 原中国陈研会顾问）

朱筱超(原山东济南长清新华书店退休职工)

朱正琳（湖北大学退休教师）

朱 华（自贡第四人民医院医生）

江燕生（原中山大学北校区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江 婴（天津 诗人）

沈 重（南昌大学历史系教授）

吕林科（原威信县农机公司干部）

吕少柏（深圳香港诗词学会常务理事、香港文艺出版社常务副会长）

吕伯春（原芜湖5720厂 高级工程师）

江雁玲（原广州市东山区人民医院耳鼻喉科护士）

江 涛（原广州市天河区爱国卫生办公室办事员）

江海星（广东省出版集团审计师）

汪业祥（原芜湖5720厂 工程师）

许 进（南通市电视机厂离休干部、自由写作者）

许有为（合肥学院离休干部）

许医农（原贵州人民出版社副编审）

许炳星（原曲靖师范专科学校外语教师）

关秋岚（北大附中高级教师）

杜 仲（原攀枝花市文联主席）

杜荣进 (原浙江日报资深记者，离休干部)

杜 高 （原中国戏剧家协会党组书记）

汪兆钧（原安徽国宝集团董事长）

汪廷奎(原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汪杏莜 （肃省特级教师）

汪孝直(重庆市公民)

吴明先(高级编辑 《 信息时报》原副总编辑)

吴大江（湖南省衡阳市公民）

吴之伯（原昭通师范专科学校副校长）

吴起滨（原东北空军转业干部）

吴 非（原广州军体院电教中心美术工程师）

吴 刚（围场县永合义村大学生联谊会会长）

吴昌宁（原保山一中教师）

余凯成（原大连理工大学 教授）

李 澈（原中交第一航务工程设计院院长）

李 冰(香港《东方杂志》记者、编辑)

李昌玉(原山东大学附中退休教师)

李志强（资深媒体人，原江西青年报副刊部主任）

李守玉（西安 编辑）

李国云 (原云南省保山市潞江农场中学校长)

李雅松（原成都市工业学校高级讲师）

李红骑 (二炮后勤部原生产部北京华强实业总公司总经理)

李淑云 ( 江苏南通退休工人)

李忠初 (原湖南科技大学教授)

李汝高 (四川省自贡市退休教师)　

李和显（自贡永安乡农民）、

李展飞（自流井钟表社职工）、

李国昌（自贡大安盐厂工程师）、

李文尧 (人民银行经济师)

李云飞（自由职业者）

李彦蓉（原昭阳区教师）

李少楷（原昭通烟厂卷烟经理部主任）

李涤龙（自由职业者）

李建荣（原威信县商业局干部）

李德强（原大关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李成章（原威信县小学教师）

李霓琳（自由职业者）

李玉泉（原前所果树农场气象工程师）

李玉兰（女，原山海关船厂干部）

李双红（女, 原长江科学研究院干部）

李晓芸 (原成都市农工民主党副秘书长)

李学文（原开远市房管局干部）

李兴儒（原昆明市第二十七中学校长）

李 斌（原红河州教育局离休干部）

李运禹（原弥勒县图书馆馆长）

李如芳（原开远市灵泉办事处退休人员）

李泽衡（原云南人民出版社副编审）

李荫祥（原曲靖市检察院离休干部）

李庆云（原同济大学外语教师）

李绍谦（原湖南文艺出版社编审）

李定中（原《人民日报》高级编辑）

李 凌（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李明杨 (四川建设工业物资公司)

李成忠 (原中国海洋石油南海西部公司教育培训中心经理)

李晓芸 (原成都市农工民主党副秘书长)

李世安（原广东省第二工人医院药剂师，离休干部）

李 乾（武汉自由撰稿人）

李振东（自由职业者）

李悔之（网络专业作家）

宋光裕（原昭通市发改委干部）

宋 晶（西安 编辑）

宋泽宇（原四川乐至县供銷社干部）

宋 铮（原《人民日报》高级记者）

宋之平（原东北空军转业干部）

伍崇高 (四川洪雅自由摄影人)

伍登祥（原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副研究员）

汤建甲（原保山县公安局干部）

何真信（自贡市劳动局退休公务员）

何浩正（原昭通市盐津县委组织部部长）

何 蜀 (原《红岩春秋》杂志副主编)

辛成哲（诗词世界》杂志社社长）

严永强（原葫芦岛市电台 台长）

但俊峰（原自贡水泥厂职工，现个体经商）

余永庆（原中共昭通地区农业学校书记）

余莉萍（自由职业者）

余莉莎（现今失业者）

何卓堂（原昆明医学院教授）

何祚榕（原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审）

何 燕（原辽宁省义县粮食局 工程师）

何英伟（原东北空军第三航校 电气工程师）

苏致舜（原保山地区贸易公司经理）

苏 毅（原广东省机电设备公司经理兼党委书记）

苏良沛（原成都市参事室主任）

苏曼中（原大理市建筑材料经理公司科长）

苏 瑛（原河口县统计局局长）

苏守义（原重庆市江北区鱼嘴职业中学 高级教师）

冷留萍（女，原扬州大学 学生）

林蕙清(原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妇幼保健院医师)

林圣然（原辽宁省绥中县农场 工程师）

茅于轼 （经济学家 原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武宜三（香港五七学社干事，中国当代史研究者）

武进之（原华东师范学院教师）

金 煊 (扬州市科技情报研究所副研究员)

金众智（中国现代史独立学者）

金 阳（中国电銲条厂外贸处处长）

金福田（原东北空军转业干部）

金明元（原东北空军转业干部）

罗 福（原开远市公路总段职校副校长）

罗友乔（原长沙交通大学分校　校长）

贾民卓（原抚顺市木材公司 干部）

张大芝(原杭州大学新闻传播系主任、教授)

张允若(原浙江大学新闻传播系教授)

张曼平（原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博导）

张有志（原国企扬州冶金机械厂退休高工）

张幼南（扬州市公民）

张耀杰（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

张纯良（儒学研究会会长）

张存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导）

张肃文（原武汉大学教授）

张峨放（深圳市萃园中学高级教师）

张清宇（深圳 诗人）

张博树（独立学者，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助理研究员）

张文洪：（自贡建筑设计院工程师，五十年代自贡市市长张奇的儿子）

张清亮（自贡铸钢厂职员）

张 镛（原开远市粮食局干部）

张占洪（原德宏州医院医生）

张海波（原中共个旧市委党校教师）

张 循（原上海市《新闻报》总编助理）

张钦芬（原昭通市第二医院主管营养师）

张石石( 沈阳体育学院 教师）

张景岩（原北京法学会　秘书长）

张学洪（原新华日报记者，原江苏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张玉仙（女，原南京医院 医生）

张家宝（原北京制药厂 工程师）

张季旭（原南昌科技大学教务处处长）

张灵感（原广州市中山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张兴发（原个旧市长石矿职工）

张 岩（河北省围场县永合义村大学生联谊会联络员）

张风丽（河北省围场县永合义村大学生联谊会联络员）

张有志 (扬州冶金机械厂高级工程师)

张 鑫（原锦州阀门总厂 工程师）

张 玳 (北大附中高级教师)

范兴华（原湖北省汉口公路局 工程师）

范永长（原沈阳市大东区汽车修理公司 工程师）

周以骏（扬州市邗江区中学离休高级教师）

周良宵（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周建文（原天津大港油田 高级工程师）

周 仁（原辽宁省绥中县供销社 干部）

周 明 （四川米易县林业局教师）

周熙文（原武汉市财政局总会计师）

陈 平（原四川省社科院研究人员）

陈 昭 (北京公民)

陈伟卿(原浙江师范大学教师)

陈立德（自贡机械二厂退休职工，原厂工会主席）、

陈文莘 (原湖北党校教授)

陈树祥（原沈阳市自动化仪表厂 工程师）

陈甲午（原泰兴市商业局 干部）

陈角色（女，原南京师范大学教师）

陈大寿（原保山三中教师）

陈 澜 (原成都铁路局教育处科长)

陈瑞晴 (原北影文学部编辑、作家)

陈遂怀（原广州市党校研究员）

陈仁德 (重庆记者、编辑、诗人)

陈樊华（原弥勒县供销社干部）

罗 焚 (原中国文联国际部主任)

罗志强（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罗 以（湖南 湖南衡阳诗词副主编）

罗树生（湖南 医师）

罗昌教（自贡大安盐厂工人）

罗启松（昭通市小学教师）

杨崇诚（原东北空军转业干部）

杨翊强（原长沙理工大学教授）

杨铭传（原四川省教育学院干部）

杨 海（自由撰稿人）

杨兴培（原昭通市种畜场职员）

杨伯华（原外交学院 教授）

杨小平（四川宏华友信石油机械有限公司工程师）

杨天胤（原禄劝县人民医院干部）

杨少琼（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研究员）

杨琼英 (原个旧市工人文化宫干部)

杨之禄（原昆明市轻纺供销公司干部）

杨如兰（原红河州水电设计院副院长）

杨卫路（原广州市防疫站计划免疫室主任医师）

杨　森（原沈阳市铁西区蔬菜公司　书记）

杨 海（自由撰稿人）

杨骏祺（原东北空军转业干部）

范亦豪 (南开大学教授)

延奇南（原广州市美术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延江梨（广东省档案馆副馆长）

陆清福（原右派 自由撰稿人）

屈楚平（四川甘孜州林业局812林场子弟学校教师）

居思基 (原《新闻报》主任编辑,记者)

贺振富（原镇雄县政法委副书记）

胡开云（原昭通市厂办学校教师）

胡远东（自贡大安区医院医生）、

胡孝师（自贡大安盐厂工程师）、

胡俊卿（原盐津县工商局职工）

胡荣蔚（盐津县医院职工）

胡 豪（广东《新闻联说》主编）

胡兴祯（原锦州女儿河纺织厂 工会主席）

胡　仲（原南京农业大学科长）

林蕙清(原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妇幼保健院医师)

范家彬（原昭通市昭阳区卫生局中医主治医师）

欧阳兴科（原昭通市物资局局长）

柯平凭（研究员 同济大学教师）

武进之（原华东师范学院教师）

郑海天（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编审）

姚监复（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 研究员）

姚孔亮（原开远市机械化养鸡场场长）

姚宝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译审，退休）

姚昆明（自贡第一人民医院医生）

姚京喜（原扬州退休中学教师）

俞稚夫（原四川《凉山日报》副总编）

俞梅荪（原国务院办公厅秘书)

俞安国（四川省崇州市教师进修学校高讲师)

浩 岭（杭州师范大学教授、作家）

高积顺（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

高国发（吉林省镇赉县委党校原副校长）

高越农（武汉科技大学信息学院离休教授)

高军生（西安 编辑）

高 锋（原中国驻瑞典哥德堡总领事）

高文勃（原湖南省常德市技术学校 教师）

钱理群（北京大学教授）

钱 宏（中欧社会论坛首席顾问）

钱 锋（原长江日报主任记者）

钱德培（扬州市邗江区中学退休高级教师）

钱明锵（原浙江金华教师，现世界汉文化联合会执行会长)

倪 明（辽宁盘锦退休工人)

倪艮山（原国家经委干部}

赵正荣（原昭通市盐津县纪委书记）

赵玉荣（原威信县检察院监所科科长 ）

赵晓清（会泽县烟草公司统计师）

赵晓铃（重庆作家协会主办的《红岩》文学杂志副主编）

赵 群（原成都军区政治部干事）

赵纯武（原广东省审计厅办公室主任）

赵 华（原保山河图中学校长）

赵 晖（南航机长）

赵立魁 (原农业电影制片厂副总编辑

赵维光（原开远市崇文小学教师）

赵晓艺（现今失业者）

祝世华 （教育学家 高等教育出版社原副总编）

段 跃（自由编辑）

郑权东（原航空发动机工厂党校 教授）

郑朋成（围场县永合义村大学生联谊会联络员）

郑 兴（原开远市服装厂工人）

翁寒春（深圳 香港诗词学会秘书长）

袁 鹰（曾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

黄心培（上海 编辑）

黄大地（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会会员）

黄承勋（四川省医学科学院离休干部）

黄钟麟（福建漳州 老年大学教师）

黄明清（自贡高压容器厂退休职工，原车间主任）

黄有韬（浙江 自由撰稿人）

黄绍英（自由职业者）

黄志达（原上海辞书出版社编审)

黄 然（博物学者 江苏南通博物院原代院长)

黄任民（南京炼油厂高级工程师)

黄尔亮（外交学院副教授，退休）

黄达汉（原东北空军转业干部）

萧家正（深圳 诗人《香港诗词》执行主编香港诗词学会副会长）

萧 远（原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主任)

萧祝前（湖南《剌玫瑰》主编）

萧瑞怡 （湖南冷水江市委党校讲师)

陶绍康（原昭通市化建公司支部书记）

陶 剑（湖南长沙教师）

郭世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郭 焱（民盟成都市委离休干部）

郭 雄（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

惜 辉（倪朋 辽宁某厂退休工人）

唐迎宪（自贡蜀光中学教师）、

唐先杰（西昌兴共达公司经理）、

唐宝林 (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 原中国陈研会会长)

唐道富 (原成都红旗玻璃厂干部)

唐碧玉（原金平县第一中学工人）

唐夏扬（原东北空军转业干部)

唐世政（新疆 革命烈士子弟 老党员）

徐厚生（原大庆油田工程师）

徐明元（原大庆油田 干部）

徐多娇（女，南京信贷公司 干部）

徐中秋（原江苏省化工厂 工人）

徐庆全（《炎黄春秋》副主编）

徐基坤 （原成都铁路局于部）

袁世垠（原世界知识出版社副总编）

袁 鹰（曾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

姜万里（原沈阳市塔湾街道办公室 副主任 离休）

晓 亮（原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审）

聂西文（原昭通烟厂经济师）

铁朝清（原鲁甸县税务科副科长）

栗宪庭（美术批评家、策展人、中国现代艺术‘教父’）

顾志华（扬州水产公司副经理 退休干部）

顾菊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编审）

郝亚琴（原广州市暨南大学医务室药剂师）

阎树林（扬州市退休中学教师）

傅 升（西安 科研人员）

傅占魁（深圳 中国民进党湖北省委员）

傅世清（原开远市第一中学职工）

傅国栋（原昆明市第十九中学教师）

符加洪（原昭通市昭阳区公安局）

常泳东（原开远市党务局干部）

常正山（原上海科学院 寄生虫研究员）

常 征（主任记者 中华工商时报江苏记者站原站长）

崔汝益（原威信县委财贸部部长）

曾树美（李曰垓同志遗孀）

曾纪木( 湖北十堰东风汔车公司离休干部)

野 夫（自由作家）

章 镇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学生）

盛森芝 (北京大学力学系教授)

龚学珍（李荷生同志遗孀）

程迺欣（原全国妇联英文《中国妇女》副编审）

程燐元（原中共昭通地委讲师团讲师）

彭志一(原上海通用机械(集团)公司副总工程师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彭颂声（深圳 原深圳特区报主编）

彭海钧（原昭通市盐津县烟草公司经理）

彭建安(原《广东省志 科学技术志》副主编）

彭正普 (原郑州大学新闻系副教授)

彭 丹 (成都市总工会离休干部)

彭慕陶 (原成都市政府干部)

彭 标（原云南省水电设计院干部）

董长林（原东北制药总厂药物研究院 工程师）

解正中（安徽省芜湖市文联大江杂志编辑部原副主任）

温跃光（自贡大安盐厂工人）

鲁景秀（原鞍山市医院医生）

韩树山 ( 湖北十堰东风汔车公司報社编辑 )

寇洪涛（西安 诗人）

谢显伦（原昭通市经委副主任）

谢小玲 (谢韬之女，民营企业家)

赖家玲（女 原黑山林场 工人）

蒋杰庆（中国政法大学09级学生）

蒋维中（原东北空军转业干部）

鲍文素（女，原南京市行政学院员工）

蔡 军(原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处级调研员)

蔡平生（公民）

蔡 骏（原泰州市规划局 干部）

锺 波(原北交大研究生、历史研究学者)

锺 雁（成都市城市雕塑绘画院工程师）

锺安河（原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锺行果（原自贡六中副校长、现自贡市地方志办公室副总编)

锺行果（自贡焊条厂退休工人）

锺行恪（自贡三十二中教师）、

锺行称 (自贡凤凰中学教师)

锺宇明（自贡美术公司画家）

锺明全 (自贡第四人民医院医生）

熊永年(原《人民日报》编辑)

董小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董建民（原保山市国税局干部）

董克让（原云南省新闻出版局离休干部）

葛宪蕾（西北政法大学学生）

管思聪（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08级学生）

窦 敏（原昆明市轻纺供销公司党办主任）

谭明德（原广州市搪瓷厂副厂长）

廖国华（湖北 诗人）

廖 慧（IBM广州公司销售经理）

廖让初（原广州市油制气厂保管员）

廖 健（北京ADOBER软件公司工程师）

廖焕然（原广州军区司令部防化技术大队高级工程师）

滕叙兖 (高级工程师、作家)

樊为池（扬州大学农学院离休副教授）

薛大启（原东北空军转业干部）

燕 凌（原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副总编辑）

黎昌瓒（原四川青年报编辑）

戴开训（原镇雄县司法局副局长）

戴 晴（原《光明日报》社记者）

臧又珊（原南昌钢丝厂厂长）

臧巍巍（洛阳轴承集团公司退休干部）

魏光邺（原禄劝县扶贫办干部）

魏欢欢（中国政法大学学生）

魏慎之（原弥勒县离休干部）◎

(发起人23＋签名人476＋法律顾问1=500人)

建筑学家对他的书被禁感到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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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scilla Jiao

一位著名的建筑艺术学家最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新闻出版总署要封禁我的书”。73岁的萧默先生表示，他现在正在香港寻找一家出版社，来出版他的回忆录《一叶一菩提——我在敦煌十五年》，这本书描述了他1963年至1978年在甘肃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经历，包括“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自从2004年8月章诒和的《伶人往事》被禁以后（译者按，记者记忆有误，《伶人往事》被禁于2007年，2004年同名作者被禁的是下面提到的另一本书），这似乎是又一个引人注目的禁令。萧默，湖南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建筑艺术历史与理论的退休研究员。他说，他只感到可笑。他的书在四月出版了，到这个月早些时候，当他在网上书店欣喜地发现他的书几乎已经卖完了，要求重印时，他的出版商却接到了这样一条命令：“停止发行，不许宣传，不许重印”。

出版商在8月4日和8日通过电子邮件告诉他说，中宣部审问了为什么要出版这本书和出版的整个过程，编辑只得写了自我批评，几天以后，他们收到了出版总署的禁令，但现在可以确定，到7月，已经发行了5000册。

“读者的反映是很有趣的，”他说：“他们认为我主要表现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的正面，一些基层领导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来保护人们。”

“我非常努力地避免使用暴力语言，而充满幽默感。”

“这是表现文革的一个全新的角度和突破，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它为什么也会被禁。”

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实际上已经在《传记文学》杂志上连载过了。

“这确实违反法律，”他说：“我甚至都不知道应该去抱怨谁，他们是隐身的。”

学者和传记文学作者辛子陵为这本书写了序言。

“这本书写得很平和，甚至包含了很多佛教思想。”辛说：“没有理由以这种方式来处理这本书，这项禁令违背了历史趋势。”

萧认为这项禁令可能是书里没有指名的A女士和B先生的作用：“唯一的可能性是我在书中冒犯了一些正当权的文革得利派。”

他现在准备在香港出版他的书。

萧先生出版了18种专著和19种编著，196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主修建筑学，在新疆工作两年后来到敦煌。曾经是建筑艺术研究所所长。

2007年大陆的章诒和又被封禁了一本书，作者试图对法院提起诉讼，但被北京高级法院拒绝了。她是一位著名右派章伯钧的女儿，她写的是对她的家人和朋友半个世纪前的回忆。

萧先生对记者说，他虽然很同情章的遭遇，但他不会提出诉讼。“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我不会把我的出版商拖进来，我知道他们正在承受巨大的压力,”他说。

他的书正在修改和增加内容，准备再版，他说，在香港再版，他的读者会很有限，他觉得他的书可能会被盗版。

中央党校杜光教授写文章坚决支持他，向文化专制进行斗争。

“许多有意义的学术著作已经在香港、台湾和其他国家发表了,”他写道,“表现了先进文化。很幸运，我们仍然有香港。”

昨天，相关方面拒绝了接受采访的要求。

Book ban puzzles architect-resear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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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scilla Jiao

A highly respected researcher in architecture whose book was recently banned said he had “no idea at all” why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Press and Publication (Gapp) banned it. Xiao Mo , 73, said he would now seek a Hong Kong publisher for his memoir, To See the World in a Leaf: 15 Years in Dunhuang, which depicts his experience working at the Dunhuang Research Institute for Cultural Relics in Gansu from 1963 to 1978 – a time that cover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t appears to be the first high-profile ban since 2004, when eight books were banned, including Zhang Yihe’s Past Stories of Actors, according

to Xiao, a researcher in architecture art history and theory and a native of Hunan .Xiao, a retired researcher with the China Art Academy, said he elt “furious and thought it ridiculous” when his publisher received a directive of “no distribution, no publicity and no reprint” from Gapp. Early this month, Xiao was delighted to find out that his book, published in April, had almost sold out on online bookstores and requested a reprint from the ublisher.

His publisher told him in e-mails on August 4 and 8 that the head of the publishing house was interrogated by officials of the Central Publicity Department as to why the book had been published and about the whole process of publishing. Some editors were forced to write self-criticisms. A few days later, they received the order from Gapp banning the reprint. An editor at the publishing house confirmed the ban and said the order came in July after all 5,000 copies had been distributed.

“The feedback I received from readers was that the plot was very intriguing,” Xiao said. “I’m only focusing on positive humanit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hen some grass-roots leaders tried their best to protect people with their power.

“I tried very hard to avoid violence and even used my sense of humour.

It’s a whole new angle and a breakthrough in cove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 have no idea at all why it was banned.”

What puzzles Xiao the most is that the book had already been serialized in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in 2008, a monthly magazine under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This certainly breaks the law and violates my right to publish,” Xiao said. “I don’t even know to whom I should complain. They are invisible.”

Scholar and biographer Xin Ziling wrote the preface for the book.

“It’s very rational, peaceful and even contains many Buddhist thoughts,” Xin said. “There’s no reason for it to be treated this way. The ban goes against the historical trend.”

Xiao said the ban may have been based on “Mrs A and Mr B”, the only two characters he did not name in his book. “The only possibility I could figure out might be that my book might have offended some people who had benefited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were promoted and are still in power,” Xiao said.

He now plans to name the two if he finds a publisher in Hong Kong.

Xiao has written 18 books and cowritten 19 books on architecture.

Upon graduating with a major in architecture from Tsinghua University in 1961, the university assigned him to work in Xinjiang and two years later went to Dunhuang.

He was also head of the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al Art.

In 2007 mainland author Zhang Yihe tried to take censorship authorities to court after a book by her was banned, but the Beijing Higher Court rejected her petition.

Zhang is the daughter of Zhang Bojun , a prominent rightist targeted in a campaign half a century ago. Three of her volumes of recollections of family members and friends have been banned on the mainland.

Xiao sympathised with Zhang but said he would not broach that subject. “I am a very rational person, and I won’t drag my publisher into this dispute as I know they are already under enormous pressure,” he said.

Xiao would revise his book and add to it for the second edition, he said. Even if the book was published in Hong Kong, its impact would be greatly limited, Xiao said, adding he thought his book would be pirated on the mainland.

Du Guang ,a professor at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wrote in support of Xiao on fighting cultural autocracy.

“Many meaningful academic works have to be published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other countries,” he wrote. “Some advanced culture has been completely strangled. It’s lucky we still have Hong Kong.”
Gapp did not respond to an interview request yesterday.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为什么中国的经济犯罪这么严重，而一些民主国家、一些法治国家没有那么多的经济犯罪？因为我们在前期没有建立有效的制度体系以使官员们在前期不敢犯罪。而后来老百姓看到了，于是就愤怒，政府就拿那些官员出气。有人说：“我们把他杀了怎么样？”老百姓说：“杀了好啊！”政府就开始杀。但是如果前面制度好的话，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经济犯罪？美国的官员也不少，为什么很少听说美国的官员因贪污受贿而被判处死刑？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贪污受贿，他们的政治制度中有三个因素使官员们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去工作而不敢贪污腐败。

第一个是他们的议会制度。议会是干什么的呢？民选代表组成这样一个机构天天监控政府官员，他们只要有一点不符合法律的行为就可能被弹劾。比如英国议会——最典型的议会制度，这边站着执政党，那边坐着反对党，执政党的问题还能逃过那帮议员们的眼睛？议员的眼睛是贼亮的，他们会将你的所做所为全部揭露。因为他们的政治是竞争性的，他们不仅是市场化的经济，而且是市场化的政治。你如果做不好的话，你就下来，我就上去——反对党的目标就是：随时准备着，为上台而努力。有时候执政党一个经济上的丑闻，就可能引发人们的不信任，就可能下台，你方唱罢我登场。正是这样一种竞争性的政治，使得官员们必须谨慎行事，绝对不能干那些错事和坏事。议会的监督使得官员们不得不俯首贴耳。

第二个是司法制度，独立的司法制度，独立的司法体系构成了官员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巨大的震慑。美国专门为总统设置了特别检查官，前特别检查官斯塔尔先生，对于总统来说是小官，但是这个小官的权力可了得！因为他可以不经司法部长的批准，启动对总统的调查程序。克林顿和莱温斯基之间那点事，说老实话，对于我们国家的好多官员其实算不了什么，在我们这儿，不过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浪漫情怀而已（笑声）。斯塔尔先生不惜动用联邦经费5000万元，来调查总统性丑闻，搞得总统颜面尽失，没有任何办法，因为特别检查官这一职不得被任何人罢免，他手下有一帮得力人马。那个总统好当吗？总统尚且受到如此严厉的监督，更不用说下面的那些官员了。天天被司法监控着，一旦有犯罪情况，司法绝不手软啊。尼克松在其担任总统时发生了水门事件，有证据显示尼克松总统也许知道水门事件发生以后的情况。但是尼克松总统说他不了解，法院命令尼克松必须交出他的录音带。尼克松总统有一点僻好，就是天天在他的办公室里边放一个录音机——即使没人也要放这个东西，只要有人谈话，录音机就会把它全部录下来，他办公室所有的谈话都有录音记录。当法院命令他交出有关事件的三盘录音带时，他拒绝了，他说：“不，我不能交出，这是总统的特权，我不能交给你。”法院问:“你交，还是不交？（笑声）如果你不交出来，就犯防碍司法罪。”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尼克松不得不交出所有的录音带。第二天，他就宣布辞职。所以说美国的行政首脑要服从司法的命令，这些官员都要受到司法的监控。

另外一个监控手段是新闻媒体，自由的媒体是官员们廉洁最重要的制度性的保障之一。美国全部的报纸和电视台都是私人办的，还有电台也是私人办的，除了一个电台——美国之音是美国国务院办的之外。美国之音在播音的时候，有时会说现在播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美国之音是政府办的，但是它不允许在美国本土发布信号，所以在美国是听不到美国之音的，要听美国之音还要跑到中国来听（笑声）。之所以他们不允许政府办媒体，是因为政府办媒体就会向人民批发对政府有利的信息，于是整天在造假，说我们的形势一片大好。我写过一篇文章在中国青年报《冰点》上发表过，叫《善待官员》。我说，我常常想，监狱里面服刑的手扶铁窗的陈希同先生面对国内外人们的挖苦与讽刺，心里是怎么想的。前几天，网上突然出现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胡长清临死前谈新闻自由》（笑声）。胡长清说，如果江西省和全国的报纸能像美国记者揭露克林顿丑闻那样揭露我的话，我何至于落到今天这样一个下场啊？何至于面对死刑？我痛苦啊。你们知道在这个国家里，是前倨而后恭。那些现在的省委书记，他们就一点错误都没有吗？报纸每天都在报道他们又在会议上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要牢记“八荣八耻”，天天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但是只有到了被打倒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天啦，这个人这么腐败啊！（笑声）你可以发现，这样的媒体环境对于官员来说是何等的残酷！这让一个人只有成了神以后才能抵御这种诱惑，因为你做的坏事不会被人揭露，那有钱还不得拿着啊？大家想想看，突然听说一个人贪污了800万，觉得数额巨大，挺可怕的，其实在中国做一个县委书记，这钱就哗哗地来，你不能不接受，你要不接受你就干不下去，你就不尽情理，你就不体谅革命群众的心情（笑声）。你得病了，好家伙，人们都去看。人都走了，突然发现床底下全部是钱！（笑声）官员一到中央党校去学习，下面人就知道要升迁了，急忙提着东西去看。 800万，太容易了，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所以他们不知不觉就走到死的边缘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谁不去贪啊？谁不喜欢钱啊？“钱是催笑草”，一数钱的时候，嘴都笑成这样了（示意，笑声）。钱是多好的东西，谁不需要钱啊？一些领导人小孩出国留学，那钱都是别人包了。谁不喜欢好的车，房子越住越大、车子越坐越小，谁不喜欢美色啊？——像蒋艳萍，一个女官员，她也喜欢男的啊！（笑声）这是人性使然。人性这个东西你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只有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只要一有问题就被揭露，那个媒体就盯着你不放，使得你不敢做坏事，使得你不由自主地就成了孔繁森，你不可能成为王宝森。当你第一次把一套房子送给你的情人时，报纸上就吵得沸沸扬扬，你还敢做另的坏事吗？如果有这样的媒体的话，你连这套房子都不敢送！一点坏事都做不了，你说做雷锋多容易，为什么西方国家没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老对自己的官员实行死刑问题还这么严重，而别的国家不是呢？前面的制度没有好好建立，后面就发狠，就像一个不争气的父亲，从小不知道好好教育孩子，长大后犯了错误就打孩子，往死里打，甚至把他打死——当然我这个比方不太恰当，政府应该是我们的儿子，我说倒了（笑声），邓小平都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儿子（笑声）。

你前面不建立良好的制度，后面只是震慑，没有用的！你就看这几年来涉案的金额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涉案官员级别越来越高。坦率地说现在不敢彻底地去追究，如果彻底追究，如果我们国家司法真换独立了，那这个国家绝大多数官员都将面临死刑——要知道贪污受贿判处死刑的起征点很低啊，十几万就可以判死刑了，如果这样的话，恐怕计划生育也不用搞了，（笑声）几千万官员瞬间就没有了。这倒好，但是我们更应当加强制度建设，而不是迷信死刑，或者用死弄来敷衍塞责，敷衍我们的老百姓。

□　作者博客

王炼利

2005年，我就读过的中学校首次举行校庆活动。我向37年未见面的班长建议，去看看班主任，他80多岁了，已瘫痪在床。班长未置可否。

过些日子，我又向班长建议，班长悄悄对我说；“我不敢去。”

“为什么？”

虽然班主任被当成“特务”批斗有我们班学生的一份“功劳”——他带我们春游时在吴淞口军事要塞附近给手表上弦了，他以前是从不带表的。文革一开始，同学们觉悟了：教物理课的班主任就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安在我们身边的定时炸弹，就把他给“揭”了出来。不过，对班主任大打出手的不是我们，我们也是文革受害者，老师会原谅我们。我这样想。

“你不知道，那天他被人一脚从楼梯上踢下来，倒在楼梯转角平台处，我正好从楼下上来，他跪在我面前，叩着头对我说‘我求求你，你让他们不要再打我了，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却没有理他。想到这些，我不敢去见他。”内疚写满班长的脸。

“但是，这事摊在任何一个同学面前，都没有人会去救他。整个文革期间，我们都做过内疚的事情，谁也跑不了。”我对班长说，也像对我自己说，

当年，凡“牛鬼蛇神”都是有标记的。奥斯维辛的犹太人胸前挂有耻辱的黄标记，“牛鬼蛇神”挂的是耻辱的黑标记。一天中午，我看到一个没教过我们课的“牛鬼蛇神”老师正要出校门，出校门前悄悄把挂在领襟下的黑标记朝衣服里面折进去，我发现了，马上命令让他把黑标记亮出来！对，就是“命令”，我当时是“红卫兵小将”，当然有资格命令“牛鬼蛇神”！我觉得自己做得很正义，“牛鬼蛇神”就该接受大家的监督。

有个女教师被她班上的学生剃了光头，从此她就带上了一顶天蓝色的女工帽，那种效果有点像尼姑。有一天，一群学生把她的帽子给掀了，帽子扔到了我肩上，顺着我的肩又滑落到我手上，我感觉到帽子带着体温。顿时我像被火焰灼着了手，一下把帽子扔到地上，马上又有人把帽子拾起来，抛着、扔着……在带体温的帽子碰到我手时，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肯定被触动了，因为我的心那么明显、那么有记忆地猛颤了一下！可我怕这样的“颤动”，这证明我还是爱憎不够分明，证明我还残存着“小资产阶级的温情”，所以，我赶快把帽子扔掉了。

那一天，一群老师在我们的脚下爬着，看到老师们尊严扫地，学生们享受着快感。那个死不肯认罪的女教师终于也跪下了，在她双膝着地的瞬间，她“呜”地哭出了声，学生们为之欢呼起来！在爬行队伍中还有一个满头白发高高胖胖的男教师，他成为“牛鬼蛇神”的过程是极富时代特色的——学校中的“革命老将”还只是凭感觉认为他“应该是”牛鬼蛇神，就和“小将”一起设计个“阳谋”：召开个吓唬吓唬他的会议，看能吓出点什么来。会上，小将老将都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你的问题全部被我们掌握了，现在给你五分钟时间，你不坦白，我们帮你坦白。你是想从宽处理还是从严处理，自己选择吧。”接着便进入了倒计时，一个男声很有威慑力地拖长着声调：

“还有——四分钟……还有——三分钟……还有……”

“不不不，我坦白，我坦白！”只见黄豆大的汗珠从白发苍苍老教师的额头上滚落下来，他等不到引爆就崩溃了，像竹筒倒豆子一样把什么都抖落出来了！这当然是“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我们的伟大胜利：只不过吓唬吓唬，就吓唬出一个货真价实的“历史反革命”来了（他后来也平反了）！他抖落些什么，我唯一记得起的是当过“三青团员”，其他全部都忘了。我不会忘记的是，我当时是众多喊着口号逼他交代问题中的一个。也是参与这“阳谋”、自认为的胜利者中的一个。

我在场，我没有参与欢呼。但那是没有功夫欢呼——我自己同自己打架还来不及呢。一个“我”说：“太过分了吧？”另一个“我”反驳：“这是革命需要！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一个“我”辩解：“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羞辱人嘛！”另一个“我”声音更高：“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终于，后我战胜前我，铁定的真理是：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这些“牛鬼蛇神”肯定过去对人民很残忍，现在就不能同情他们！

我要向年轻的朋友们、向我们的后代坦白，这就是一个十多岁的少女，在那个疯狂年代里眼观疯狂参与疯狂时的内心独白。最后，是革命的理性战胜了小资产阶级的感情。革命胜利了！

不能把我们变得这么冷血，这么无情，归咎于我们接受的教育——当年“小学生守则”、“中学生守则”上第一条就是“要尊师守纪”，教室也是挂着“尊师守纪”的标语，我们曾恭恭敬敬地对老师鞠躬，亲亲热热地喊“老师您好”，这样的我们怎么一下子从温顺的“小绵羊”变成了阎王殿的小魔鬼？是的，小魔鬼，在当时被打成 “牛鬼蛇神”的老师眼里，我们这些“红卫兵小将”才是真正的“牛鬼蛇神”，真正的小魔鬼。

我们怎么会变成了这样？多年以后，我找出的答案是：那时，所有的人都在害怕，所有的人都怀抱着彻骨的恐惧，都担心厄运会降到自己头上，所有的人都想“避险”，甚至不择手段地“避险”。当发现“行恶”能“嫁祸于人”又能使自己“避险”，一些人就选择了行恶。坐观恶行无动于衷，还算是那个年代的“善行”呢！

我们害怕什么呢？

1967年7月，为纪念“8.18”接见红卫兵一周年，上海准备举办盛大庆祝游行。我也被选入红卫兵方队参加排练。我很兴奋，这在当时，意味着一种比较有规格的“身份承认”！但有一天红卫兵头头找我谈话了：“我们已经知道你的家庭有些问题没有搞清楚，为了红卫兵队伍的纯洁性，你不能参加这次游行了。”真是五雷轰顶！我就是从那天起，从15岁半起，知道了心被击碎的滋味，知道了被击碎了的心是会痛的，会很痛很痛的！我哭得气都缓不过来，回家后，是腹部剧烈的疼痛，疼得我在床上翻滚，但我咬紧牙关，不哼一声，当时心里已连死的念头都有，觉得还不如这样死去！以后我看了一些医书，猜测到当时的腹痛可能是强烈的精神刺激诱发的肠痉挛。

让后人无法理解、自己后来也感到过分的是，不就是不让参加游行嘛，值得这样吗？其实，情感上波动和肉体上剧痛只是表象，表象的后面，是一个未成年的灵魂在颤栗，面临巨大恐怖和孤苦无依时的灵魂颤栗！

我害怕的到底是什么？

我害怕的是：从此被划入另类，成为 “黑七类子女”——黑七类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那样的另类。1966年夏天，北京的红卫兵到我们中学“煽风点火”（当时这是个褒义词）搞串联，来的全都是十七八岁的“女兵”，一个个腰扎宽皮带，身穿洗得发白的有四个口袋的军装，风纪扣扣得严实，水壶和黄军包在胸前交叉挎着，一手叉腰，一手挥舞着语录教训着上海的中学生：“我们北京有个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事实就是这样嘛，我们就要造反动派和他们狗崽子的反！”然后，解下皮带就抽“牛鬼蛇神”，给我们以“革命行动”的示范。这一幕牢牢印在我的心里——至今我还记得那几个红卫兵的脸和神态。从那时我彻底明白，只要是“牛鬼蛇神”的后代，“重在表现”是不能兑现的了，他们从“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队伍中被抛了出去，他们已没有前途，他们也没有朋友——想有个前途的人要躲着他们，同样没有前途的同类之间不能来往，来往就是“反革命串联”。他们只能在鄙夷的眼光下承受不是这个年龄的人能承受的屈辱和孤独。还有着几十年活头的花季少年活到这一步，就生不如死。所以我听到自己家庭“有问题没有搞清”，就反应激烈、甚至激烈到“死”都无所谓，这其实很正常，有的人甚至会精神分裂。

潜意识里根植了这种恐惧，那么，避险就成为人的一种本能。怎样“避”呢？不想被“大流”抛弃，就与“大流”注定要抛弃的“一小撮”划清界限吧。既然连“对政治不感兴趣”都影响到过安稳日子，那么，就参加政治运动吧！

当行恶变成社会常态、当无语地坐观恶行也能差强人意当作“善行”，“从众”和“随大流”就不想无情也无情了。文革时期，“揭发他人”竟然成了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相互揭发”，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平民司空见惯的行为。

你说：“我家三代贫农，搞阶级斗争搞不到我头上。”话音刚落，你被“隔离审查”了，就因为你好友的哥哥定性为“五一六”分子，而有人揭发你与你好友的哥哥在一起玩过；你要去参军，政审都通过了，突然宣布你不能去，有人揭发你远房婶婶她父亲刚被专案组调查出是逃亡地主。

你现在正写着大字报，毛笔头掉了，你就说了一句：“呀，毛笔头掉了。”有人就大声揭发：“啊！你这么反动，竟敢攻击伟大领袖！”你一下子百口莫辩，就这样成了“现行反革命”，被“勒令”“六进六出”（六点“上班”六点“下班”写交待）；你刚到“牛鬼蛇神”队伍报到，看到昨天“揭发”你的那个人竟然也在这个队伍里了，原来他太得意了，想炫耀自己是怎样发现了身边的阶级敌人：“你知道那家伙说什么吗？他说（一下声音轻了下来）‘毛头掉了’！”他这一炫耀就把自己炫耀成了“牛鬼蛇神”，罪名是“扩散反革命言论，别有用心”……那年头，当 “反革命分子”是防不胜防的。

走在马路上，都随时能发现“揭发行动”：前面走的人将吊唁家人的黑袖章与红袖章套在一起，被揭发了；边上有人买了张报纸就朝公共厕所跑，有人就跟进去，“等待揭发”——这时十有八九可以抓个“现行反革命”——每一张报纸上每一版都有领袖语录领袖像，就看他怎么处理这张报纸吧！

阶级斗争既然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肯定有大量的阶级敌人待揭发。主流社会鼓励这种“揭发”行为，揭发他人是政治上要求进步的表现。而能理直气壮、堂而皇之地揭发他人，既表现了自己的“革命立场”，也能显示自己在“革命队伍”中的份量。

在这样的社会中生活，人人恐惧命运的无常。人人随时都面临“你不配为人”的审判。

为什么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说变就变，变得如此野蛮残忍？

只因为革命需要野蛮残忍，不野蛮不残忍，革命进行不下去。

文革一开始就着力破的，是中国民间的道德信仰“凭良心做人”。 这是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武器破掉的。

“凭良心做人”，本是规范中华民族行为道德的“不成文法”，根植于荒郊僻壤村妇愚夫的心中，比孔教儒学更具普遍性。“凭良心做人”对人的行为约束是“人不能为所欲为”，人必须有所敬畏，有所怕惧；违背良心，不凭良心，则要遭报应，不报应到自身，也要报应到子孙。因为有所敬畏，因为要“凭良心”，邻里街坊间各行各业间才能相安无事,和睦共处。然而文革恰恰不许平民“相安无事”“和睦共处”，最高领袖要亲自指挥全民“斗”，“不要怕乱”，“七亿人口，不斗行吗？”当然，最高领袖对怎样斗、斗什么、重点斗的范围在哪里、斗到什么程度，他心里就是一盘策划好的棋，但七亿人民原被“凭良心做人”管着，斗天斗地可以，全国范围斗人，斗的还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甚至包括亲朋好友老子娘，这阵势过去没有见过，现在已经被吓着。于是，最高领袖走到台前，向民间召唤千百万无所畏惧者、为所欲为者。从此，“凭良心做人”这一民间的做人道理在最高领袖的胆魄和无所畏惧者的行为前溃塌，这个世界只有一个道理：“造反有理”。

当恶行与神圣的“革命”结盟，恶行就能施遍全中国。

人们在忐忑不安中渐渐看懂了如何适应这个无法无天的社会：只要能“紧跟”，就不在乎你干了多少恶事。“看懂”了，就学乖了。既然“革命”势不可挡，大家就顺势而为，被“革命”裹挟，被裹挟着“革命”。

整个社会变态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是一座专演荒诞戏的大剧院。人人都在荒诞戏中跑龙套。

我年纪虽然小，也是积极跑龙套的主儿。那年刚带上红卫兵袖章的我挺想炫耀一下，刚好看到我家弄堂口的文具店里墙上贴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标语，我鼓了下勇气，进门亮开嗓门：“最高指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就像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然后满脸严肃：“同志，你们墙上的标语是刘少奇‘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反映，应该取下来。”柜台里的人赶紧回话：“谢谢革命小将，已经有小将指出过了，我们马上取下来。”那一瞬间我比将军还神气！我只有十四岁，大人们都听我指挥！

这是一个“比傻”的社会。傻了，说不定还可以指使别人，支配别人。表现越傻，在别人看来你还越革命。

这时的中国，除了人体进食和排泄的部位没有颠倒，一切都颠倒了。在这块土地上活着的人们只能迅速适应颠倒——不适应颠倒，是要被打倒的。一把革命的大扫帚在头顶上挥舞，人，就是一堆随时会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垃圾。

文革结束第四年，中国终于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针对成年人的幼儿园教育活动——1980年，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爱卫会、全国伦理学会等9个单位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号召大家“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1983年，这场幼儿园教育运动改由中央书记处书记亲自挂帅，目的是让“社会风气尽快好转”！

堂堂中华，公然以不讲道德为荣、以不讲文明为荣、以不讲礼貌为荣，并作为一种时代提倡的行为，其恶果一直延续到现在——现在的中国还是“礼仪之邦”吗？那属上辈子人和祖上的荣耀，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已经不好意思沾光！

现在，造假作假、人骗人、人虐待人的奇闻不绝于耳，造假作假、人骗人、人虐待人已经到了丧尽天良的地步。当丧尽天良的作为也能“普及神州大地”时，作为中国人正该想一想，如果没有1966年开始的那场腰斩了中国传统道德文明的“革命”，如果不是有两代年轻人从小生活在将无知无耻当有趣的社会里，中华民族会遭这样的报应吗？没有一点文明根基的蛮荒社会才会这样丧尽天良！1966年的那场革命，是让中华民族重返洪荒！

四十多年前司空见惯的是无法无天，四十多年后司空见惯的是丧尽天良，是宿命？是报应？反正，报应是远没有到头。

能到三味书屋来与诸位朋友见面并交流看法，我十分高兴。

一、 对社民党的不同看法

对 于如何评价社民党和其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在国内外长期来存在严重分歧。马克思、恩格斯都曾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但十月革命后，所有不支持武装革命的社会 党、社民党统统被斯大林打成修正主义、叛徒。甚至我们中央苏区的一些红军战士也受到株连。二次大战中，共产党人和社民党人曾经为反对法西斯并肩战斗，但战 后双方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上争论不休。一方要搞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方要搞议会民主和市场经济，矛盾十分尖锐。毛泽东早就 说过他不喜欢社民党，但邓小平同志却在1986年冷战尚未结束时，对来访的瑞典社民党主席、政府首相卡尔松说，“我们都是左翼”1。在这个期间，中共中央 也确定了“尊重各国社会党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努力”的方针2。但国内不少专家学者仍然坚持斯大林和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对社民党和民主社会 主义的种种偏见。

我在中国驻瑞典使馆工作多年，最近还翻译了瑞典社民党成立后的所有党纲，因此想对社民党及其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谈些个人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瑞典社民党的性质

多 年来国内有些专家一直说瑞典社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或者修正主义政党。虽然我自1980年起就开始独立地研究瑞典经济和瑞典模式，知道社民党党员主要来 自工会会员，在其长期执政期间建立了社会福利，提高了工人阶级地位，为劳动人民做了许多好事，但在如何评价它的性质问题上仍拿不准。这主要是因为该党在其 正式文件，包括党纲党章中很少讲到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直到2002年我看到该党2001年11月新党纲中对马克思的评价时，才最终明确了该党的性质。

（一） 社民党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

这 份社民党现行党纲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的发展模式是一个科学理论。像所有其它科学理论一样，其能否成立也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瑞典“工人运动的意识形态是 其分析社会发展的一个工具，其基础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即对诸如技术、资本积累和劳动组织等因素，即生产力对社会和人们的社会条件具有决定性的认知”3 。其前主席卡尔松2007年2月在新版的《什么是社会民主主义》书中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对社民党人提供了两个重要的分析工具：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关于 劳资矛盾的理论。但重要的是人们应该明白，这仅仅是两个分析和研究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工具，而不是可以提供现成答案的百科全书。”

众所 周知，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核心，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在欧洲许多共产党都数典忘祖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这个由 工人始终占多数的社民党却高高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瑞典工人阶级在社会大变动时期的这种大无畏的和坚定不移的精神是多么可贵啊！

（二）社民党始终是一个工人阶级政党

在 这份社民党现行党纲中，该党还庄严宣布“在资本与劳动的冲突中，社会民主党始终代表劳方的利益。社民党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党，始终是资方 统治经济和社会要求的对手。”4瑞典社民党意识形态专家、党纲委员会前主席考克2007年为我编译的《瑞典社会民主主义模式》一书撰文说，社民党的理论基 础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社会是分为阶级的，阶级的定位是由其在生产生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而社民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这些社民党自身定位的观点贯穿于 该党的整个历史”。5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只要认真阅读一下社民党党纲，就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三）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党

我 孤陋寡闻，在国外工作20多年，从来没听说过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更没听说有坚持代表工人阶级，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在国际工人 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下，这些庄严声明和承诺充分说明，瑞典社民党不仅是一个工人阶级政党，而且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这些同志把它定性为资产阶级政党或者小资产阶级政党如果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有的学者将其定位为“修正主义”政党也是不适当的。

二、“人民之家”思想不是修正主义

瑞 典社民党从成立来就全盘接受并长期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资料国有化的基本立场。包括在社科院网上连续写了16篇批判瑞典社民党文章的奚兆永先生（比九 评还多）也承认，在1925年布兰亭逝世之前，该党还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他认为是社民党的第二代领导人阿尔宾·汉森提出的“人民之家”思想，把 社民党变成了修正主义。

（一） 要斗争但不要专政

什么是“人民之家”思想，真的是这个主张使瑞典社民党改变了颜色 吗？1921年汉森是这样说的：“我们奋斗的目标不是建立工人阶级专政，不是用一个新压迫取代一个旧压迫。我们所追求的是在民主的坚实基础上和在绝大多数 人民支持下，给受压迫的社会阶级以平等以便废除阶级，给所有瑞典人一个美好家园”。从这个讲话中，我们发现汉森不仅反对阶级压迫，而且主张废除阶级。但他 反对胜利后搞无产阶级专政，用一个新压迫取代一个旧压迫。他主张用民主而不是专政的方式实现消灭阶级的目标，因为在他看来，“民主可以没有社会主义，但没 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难以想象的。”因此他的人民之家思想与我们的专家们在斗争手段与目标上，确实有很大差别。

（二） 这是社民党人对于未来的理想

1928 年汉森就任社民党主席后不久进一步阐述了他的人民之家理想：“在一个好的家庭里没有特权者或者被冷落的人，没有宠儿，也没有后娘养的。这里没有人看不起 人，也不会为了获得个人好处而损害他人利益。在这里强者不会压迫、掠夺弱者。在好的家庭里有的是平等、关照、合作与互助。实行大型的人民或公民之家将意味 着拆除所有把公民分成有特权的与被冷落的、统治者与依赖他人的、富人与穷人、占有者与被占有者、掠夺者与被掠夺者的社会和经济壁垒。”因此，瑞典社会目前 还远不是良好的公民之家。这里差别是惊人的，“一边是朱门酒肉臭，而另一边却是许多人逐门乞讨，穷人们为了充满疾病、失业和其它不幸的明天而担忧。”他强 调，要实现人民之家理想，就“必须清除阶级差别，发展社会护理，实现经济平等，让雇员们参加经济管理，在社会和经济领域内也实现民主”。“民主是我们的工 具，我们的目标是通过社会主义实现人人幸福”。汉森先生的这句名言清楚无误地说明了其人民之家设想的含义。

（三） 人民之家与瑞典模式

1932 年社民党在农民协会的支持下上台后立即将汉森设想付诸实践并收到了明显效果。政府在发行公债和提高税收筹款兴建铁路、公路和港口等基础设施的同时，按市场 价格向参加施工的工人支付工资，在两年内使半数以上失业工人得到了某种帮助。社民党在支持工人组织起来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同时，还支持总工会与雇主协会达 成了通过谈判解决工资和劳动条件问题的协议，从而为经济发展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随着经济的好转，政府1934年在资助工会建立了失业基金，通过了人民 养老金法案，实行了产妇补贴、儿童补贴和建房贷款制度等，使大多数社会弱者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政府对企业实行自由折旧制度，同时还设立了投资基金制度， 对企业投资提供减税优惠。上述措施相互配合，使瑞典比许多国家更快地走出了危机。

1936年美国著名作家马·查理德（Marquis　 W. Childs）著书《中间道路》，赞扬瑞典在保留市场经济主要成分的同时，通过国家干预成功地为劳动人民提供了某种保障，从而为”正在困境中挣扎的其他西 方国家树立了一个榜样”。6社民党与农民协会的政治合作和总工会与雇主协会达成的社会契约构成了后来被人称为”瑞典模式”的瑞典发展模式的基础。其基本构 想是以工农联合为基础，与资方既斗争又合作，在推动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高的同时，使工人阶级全面、平等地参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以实现其“人民之 家”――瑞典式的和谐社会目标。

（四） 对资本主义的新认识

社民党连续执政并实施其人民之家战略12年之后，对什么是资 本主义和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有了新的认识。1944年社民党在其新党纲中指出，“ 资本主义社会的决定性特点不是个人占有财产，而是所有权和对社会绝大多数物质生产工具的决定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绝大多数人被排斥在对这种所有权的参与之 外”。这个“不是”和“而是”非常重要。这个发现使社民党放下了共产党宣言提出和社会党国际强烈要求的，当时却无法实现的“消灭私有制”的任务，“在改造 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以便使生产的决策权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的同时，“主张把工人与财产重新结合在一起。它将通过不同的道路，时时刻刻目标明确地使 劳动者参与其生活所依赖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社民党在调整政策基础上，提出了实现其人民之家设想的战略方针：“社会对生产力的影响，劳动人民对财产的参 与，计划性生产，公民间的平等是社民党奋斗的指导性原则。它们也是社会主义社会改革的指导方针。”

这个方针是社民党根据资本主义新发展做 出的重大理论调整，是其建设社会主义或者说瑞典式的和谐社会的指导方针，也是该党从结构社会主义――“国有化”方针走向功能社会主义道路的正式宣示。这个 调整被人称为是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的社会主义理论传统中“最彻底、最具革命性的理论转变”。7

（五） 人民之家的真谛

卡 尔松先生2007年在其《什么是社会民主主义》一书中指出，“在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分析中，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利益矛盾具有关键性意义。这一矛盾既涉及到劳 动条件问题，也涉及生产成果的分配问题”。因而是不可避免的，又是不可调和的。8“社民党在劳方与资方的利益冲突中代表着劳方利益。但并不等于说社民党否 定资本的重要性。我们所做的只是不让这一利益支配、或者说去剥削经济生活中的其他成员”。这段话清楚揭示了汉森的人民之家思想的真谛所在。这是社民党主张 的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专家们的分歧所在。

（六）国有化的武器

国有化对社民党虽然不是目的，但它从来没有放弃 国有化这个对付资本主义的有力武器。不仅在其1944年党纲，1960年党纲，1975年党纲甚至在其1990年党纲中，都有“当维护公共重大利益之必须 时，得将自然资源、信贷机构或私人企业置于社会所有或社会控制之下”的条文。在其长期执政期间，社民党通过工人斗争和国家法律对私人资本采取了一系列限 制、改造的政策，使工人阶级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瑞典迅速成为一个政治民主、经济发达、福利全面、社会差别最小的福利社会。

现在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或多或少地都在执行类似瑞典的混合经济政策。但这不是什么修正马克思主义，而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三、从人民之家到民主社会主义

进 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国际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建设上也取得了重大进步，但苏共二十大揭露出的斯大林对本国劳动人民基本权利 的严重侵犯，中国反右派运动中对民主人权的粗暴践踏，苏联对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内政的粗暴干涉，对国际工人运动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 义？瑞典社民党应如何避免苏联东欧式发展？

（一） 民主社会主义的提出

面对这些挑战，社民党在1960党纲修改党纲时重 申了1944年党纲宗旨，但在其前边加上了这样一段话：“社会民主主义旨在使民主贯穿于整个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以便使每个人都有机会过上富裕而有意义的 生活”，从而把民主作为其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根本途径，而党的奋斗的最终目的则是使民众过上“富裕而有意义的生活”。这是社民党自成立以来在理论创新上的 画龙点睛之举。这份党纲还强调，“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仅仅改变经济制度而不随之进行民主控制，只会带来新形式的专制。” 苏联等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都证明了这个论断。

在党纲总纲的结尾，社民党指出，为本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变革的努力中，瑞典社民党感到与世界上所有为“民主的社会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力量休戚相关，首次在其“社会主义理想”加上了个“民主的”定语，从根本上划清了它与斯大林式的假社会主义的界限。

（二）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在 其1975年党纲中，社民党阐述其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时，总结了瑞典建设经验，“瑞典工人运动斗争赢得的进步加强了社民党的这一信念：在民主社会主义的基础 上进行的和平的社会改革是唯一可行的人们解放的道路”。这条道路看来艰难而又耗费时间。然而它却“具有决定性的优点：这一改革可以在民众的积极参与下进 行，所取得的进步能坚实地扎根于民众。因此，改革的持久性得到了保障”。

（三）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

在其1990年党纲 中，社民党进一步阐明了其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强调“社民党的道路，改变对生产和对生产结果的分配的决定权而不是对生产资料的形式上的所有权，让这个 决定权以许多不同的途径来实现，不仅是更简单而且首先是更符合所提出的目标，更有利于创造人民对生产秩序的影响，为实现民主社会创造必要的条件”。因此， 搞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对社民党人来说是个方法问题。这两种方法并非互不相容。相反，它们相辅相成。任何一方也不能单独实现所提出的社会发展和公民福 利的目标

（四）民主是手段也是目的

在其2001年党纲中，社民党把“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提升到党纲开始，放在了总纲的首 位，指出“社民党要使民主的理想渗透整个社会和人们的相互关系之中。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高低贵贱，没有阶级差别、性别歧视和种族差异，没有偏见和歧 视，一个人人都需要，人人都有位置的社会。”党纲还强调，民主及其有关政策，对社民党来说既是手段，也是目的。这是对其人民之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对其 民主社会主义理论进行的新创新。这也是其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做出的新的重大贡献。

四、瑞典模式的竞争力

还有些人极力贬低瑞典社会福利制度在改造社会，提高劳动人民地位等方面所起巨大作用。强调它为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税收负担同时养了许多懒汉，造成了高税收和低效益等严重问题，因此告诫我们千万不能重犯瑞典搞福利制度的错误。

（一）社会福利搞过头了也不好

社 民党1932年上台后，在瑞典当时经济还很落后情况下开始建立社会福利时，受到了资产阶级政党的激烈攻击。仅仅由于农民协会（现称中央党）的反对就迫使社 民党1936年和1957年两次解散政府。但70年代福利国家建设完成时，瑞典资产阶级政党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不但不再反对社会福利，而转而把提 高社会福利作为与社民党争夺选民的重要武器，从而把瑞典社会开支推向了一个又一个顶峰。在极度优厚的福利保障下，职工泡病号、滥用福利补贴的现象屡屡发 生。加上经济全球化发展和石油危机等影响，瑞典经济增长速度迅速下滑，国际收支和政府财政严重失衡。显然，瑞典社会福利当时的水平既超过了其经济承受能力 也超过了人民觉悟水平。80年代中期社民党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并采取了降低税收和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等措施。但这些超级福利的既得利益者主要是中下层 民众，即社民党的传统选民。这就使该党左右为难。直到90年代初，苏联东欧地区出现大动荡，国内外压力空前加大时，社民党才开始冒着下台危险着手改革医疗 保险，企图解决职工“泡病号“这个老大难问题。

（二）改革福利但不能取消基本保障

社民党还取消了国家对信贷和外汇市场的 控制，取消了对瑞典人到国外投资和外国人在瑞典投资的限制；放弃了国有企业对就业负有特殊责任的要求，强调国企的主要目标是为国家赢利。把国家企、事业管 理局等众多国有企业改造为股份公司后推向市场；把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由原来的70%至80%降到不超过50%，使绝大多数职工（年收入约合3万美元）仅交 30%的地方所得税和象征性的200克朗的国家所得税，而收入高过此限的人再在其超出部分上增交20%的国家所得税；政府彻底解除了对民航、铁路、电信、 邮电和电力等领域的国家控制，并资助地方政府在其主管领域内引入竞争机制。社民党继续对社会保险进行大幅度调整，先后将保险补偿度由90%降到80%乃至 75%（目前调回到80%）。生病第一天和失业第一周没有补贴。对不接受所推荐之适当工作或主动辞职者，保险部门须扣发其部分失业保险金。政府还提高了住 院费、挂号费和药费等，但同时又规定医药费总开支一年内超过270美元后全部免费，以照顾弱者。同时社民党把所得税边际税率再次提高到55%9，要求高收 入者对经济调整做出更大贡献。社民党还积极参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与欧共体共建欧洲单一市场的合作，并引导瑞典1995年正式加入了欧盟。

（三）大改革带来高效率

对 于这些调整，社民党在议会的盟友左翼党不敢支持，总工会领导也公开反对，但社民党凭借着其多年的执政经验，赢得了中央党的支持，从而在瑞典社会基本稳定情 况下完成了这一史无前例的伟大变革，使瑞典最终在福利制度基本得到保存情况下恢复了经济活力。据美国商业部统计，1989年至2000年瑞典生产率提高了 59%，在西方国家中名列第一，而名列第二和第三的法国和美国分别增长50%和49%。同期其工业产量增长幅度也名列发达国家榜首。其财政赤字迅速消失， 国家债务不断减少，市场规范化和廉洁度不断提高，瑞典因此成为最受外资欢迎的欧洲国家之一。2000年瑞典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信息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瑞典在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世界发展程度排名榜上由1990年的第11位，提高到2000年的第二名，仅次于挪威。2006年瑞典在国际竞争能力排名榜上名列 第三，超过了美国。但瑞典的基尼系数这一年为0.246，仅高于丹麦。

（四）和平改革也需要牺牲

事实证明，社民党不仅能 够顶住资产阶级的攻击，创建一个福利国家，而且也能顶住党内外（包括总工会）群众的压力，坚决革除其福利制度中阻碍经济发展的陈规旧习，使瑞典经济适应了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瑞典模式不仅能够给予人民以全面的社会保障，也能创造包括美国在内的其它所有国家相媲美的国际竞争力。在社民党改革福利力度最大的五年 中，其党员人数锐减40%，其中央常委被暗杀。社民党的改革勇气与牺牲精神是任何资产阶级政党都无可比拟的，也是我们的某些专家出于种种原因看不到或者不 想看到的。

（五）改革也是革命

社民党作为一个政治成熟的工人阶级政党的高明之处不仅仅在于它能领导人民实现这些改革，而 在于它把这些绝大多数改革以国家立法或者劳资协议等形式固定下来了，使得任何政党和个人即使在社民党下台之后也很难重新翻案。这些并非由一党一人所决定的 社会变革被人称为一次“静悄悄的革命”，实质上这是一种制度性变革，是一种革命。这是瑞典社民党作为一个工人阶级政党为瑞典劳动人民做出的最大贡献。

这个变革通过勃兰特、克赖斯基和社会党国际传播到欧洲，影响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发展。社民党为此付出了代价和牺牲，但与苏联、中国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付出的巨大代价和牺牲却根本不能相比，而其民主社会主义成果却更明显、更持久。

五、社民党的价值观――自由、平等和团结

在翻译过程中，我发现九份社民党党纲几乎每份都讲到社民党的价值观――自由、平等和团结。我信手从其1990年党纲中摘了下面几段话。任何没有偏见的人，只要稍加阅读就会发现，它们与资产阶级价值观毫无共同之处。有些人把它们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批判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一） 自由对任何人都是宝贵的

“公民自由和公民权利――普遍性的同等的选举权、思想与信仰自由、言论和结社自由——对社民党来说都是根本性的。这是在与旧的特权社会进行激烈斗争中赢得的，必须在与各种权力集团的斗争中不断加以保卫。”

“经济与社会差别为公民使用自由和自己的公民权利提供了不同的条件。通过把人们从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劣势下解放出来以保卫和加强公民的自由，并通过摆脱对私人经济权力集团的依赖以扩大这一自由，是社民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二） 没有平等就没有自由

“平等是自由的继续。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中，那些受到不平等待遇的人肯定没有足够的自由来控制自己的生活。出于其对自由的要求和对所有人同等价值和同样尊严的观点，社民党坚决反对所有形式的阶级差别和各种形式的歧视”。

（三）团结就是力量

社民党主张团结贯穿于社会发展和人际关系。团结要求在劳动和社会生活中人人各尽所能地做出努力，在供给时要满足人们的不同需要（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团结意味着对相互条件的理解、关心和互相体贴。

（四）民主是总纲

“自由、平等与团结共同构成民主社会的基础，同时也只有

民主社会才能实现自由、平等和团结。民主是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基础。这一理想必须贯穿到整个社会生活中――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所有领域。”

这就是瑞典福利社会建设的指导原则和精神支柱，也是其民主社会主义追求的灵魂，我们有什么理由要反对这些为瑞典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赢得巨大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价值观呢？这些主张中又有哪一条不是社会主义的？

六、瑞典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当我们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之后，人们最关心的可能就是这个问题，这也是一个争论最大的问题。

（一）关键在于解放思想

问 题的关键在于大家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有着不同的理解。尽管我们建国快60年了，实行改革开放也30年了，但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分歧 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这在如何看待瑞典社民党问题上表现很为突出。瑞典社民党以人民之家或者民主社会主义为目标，在建设瑞典式的社会主义方面所作 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我们要坚持解放思想首先就应该在社民党问题上进一步解放思想，要彻底从唯我独革、唯我独社、教条主义和苏联模式影响 下解放出来。

（二）生产力发展是决定性的

事物总是相比较而存在，并在相互竞争中发展的。在讨论了这么多问题之后，我想说 瑞典有着比现有社会主义国家更多的社会主义因素。在现在我们公认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中，有哪个国家在政治上比瑞典更民主，经济上更发达？有哪个国家劳动人 民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比瑞典得到了更大的份额？有哪个国家劳动人民享有比瑞典更全面更优厚的社会保障？哪个国家的公务员比瑞典更廉洁？

瑞典的变化是社民党和瑞典工人阶级共同努力与奋斗的结果，也是由瑞典先进的社会生产力所决定的。否则我们就不会看到在其它西方发达国家也程度不同地存在与瑞典相似的发展。

（三）分配结果最说明问题

国 内著名经济学家刘福垣先生在其《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提出：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决定了企业、社会甚至国家的性质。如果剩余价值大部分为其职工所取 得，这个企业就是社会主义的；而如果剩余价值（国民总收入）大部分为劳动人民所占有，这个国家就是社会主义的，而不管由哪个政党执政。

瑞 典长期来在个人所得税中实行超额累进制（最高时边际税率曾达85%），工会组织通过谈判不断提高工资，加上其国家收入政策和福利制度中的许多扶贫措施，使 国民收入分配产生了有利于劳方的变化，劳动所得（工资加雇主为其支付的相当工资总额约40%的社会保险金）与资方所得（利润加折旧费）相比已由战后初期的 1比1，上升为六十年代的2比1和七十年代的3比1，个别年头甚至达到4比1。在经济全球化冲击下，这个分配比例近年来虽然出现了有利资方的变化，但瑞典 仍然是社会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其2006年其基尼系数为0.246，约相当于美国的60%和英国的75%。

七、我们从瑞典学习什么？

对 于民主的重要性，毛泽东1945年在与黄炎培先生谈话中，和邓小平在一些讲话中也有过类似认识，但这些讲话很快就被他们忘掉了或者抛弃了。中国由此出现了 反右派、庐山会议、大跃进和文化革命等等一系列恶性事件，数千万人因此丧失了宝贵生命。即使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这类性质的问题依然此起彼伏，接连不 断。这都说明，民主不仅是个好东西，而且是关系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前途和亿万中国人民的生命的大问题，也是真假社会主义的分水岭。

2008 年初社科院公布了一份考察报告说，瑞典企业90%为私人所有，所以经济上是资本主义制度。瑞典社民党政治上搞改良主义，因而思想上属于资产阶级左翼或者小 资产阶级政党，对于报告中的这些观点我自然不能同意。但报告承认瑞典是“社会主义因素较多的资本主义制度”，主张研究并借鉴瑞典下述经验：“比如在经济方 面坚持宏观调控，坚持通过立法和政府政策来限制剥削，实行充分就业政策，支持工会同雇主就工资待遇和劳动条件进行协商谈判，通过高额累进税集中部分国民收 入收入，用于全面社会保障等再分配政策，以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报告还尖锐地指出，瑞典社民党虽然是改良主义的，“但它还支持工会和雇主谈判，为工人积 极争取维权”，而中国特别是在私人或三资企业“劳资矛盾尖锐。政府、党应该站在哪一边呢？”

这个问题提得好，我们党要不要代表工人阶级， 要不要维护劳动人民根本利益，这确实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而迫切的问题。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不可能维持劳动人民利益，但讲阶级斗争并不意味着要搞无产阶 级专政，更不意味着要再搞文化大革命。正如卡尔松所说，“生产中的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处理这些矛盾的最好办法是承认它们，创造的明确的利益关系，分担 责任，并在它们之间建立平衡。不论是从经济还是民主角度看，这都可以带来最好的结果”。。

众所周知，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但这个社会主义决不是斯大林或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它们完全是假社会主义，早已经被人民抛弃了。民主社会主义能否解决中国问题，也需要人民实践和历史检验。时不我待，是我们党履行自己早在延安时期就向人民许下的民主诺言的时候了。

自 1889年成立到现在的120年里，瑞典社民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坚持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理论调整与创新。社民党九份党纲忠实地记录了其理论 调整与创新过程，反映了该党把马克思主义瑞典化的追求与实践，指导了其瑞典式的和谐社会——人民之家的建设，同时也总结了社民党建党治国的经验。可以说， 瑞典社会民主主义或者民主社会主义就是瑞典化的马克思主义。

我们虽然不能照搬瑞典经验，但认真研究其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努力借鉴瑞典社民党的理论与实践，一定可以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搞得更好。

作者惠赐，五柳村2010年1月11日收到。

小册子批判说：“民主社会主义否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主张不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认为社会主义运动没有终极目标，不追求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它所代表的政治主张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坚持共产主义终极目标，确信“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这表明他们要坚持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继续用这种假马克思主义欺骗人民。小册子所批判的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政治主张。

一、记住恩格斯说的93个字

恩格斯说：“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1]

这话最初出自1886年恩格斯撰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恩格斯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烙印”[2]，“在哲学、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总的理论观点，和我现在的观点并不是完全一致的。”[3]这个不一致主要表现在：青年时代恩格斯坚持“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而“现在”，1886年的他，认识到共产主义理论“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

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在反思他和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体系。一切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实践者和研究者，都不可轻视或忽略这93 个字，没读过或没读懂这93个字，就是没弄通马克思主义。上了西天，没取到真经。如果在这以前你读过许多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读过《共产党宣言》、 《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这些名篇，你就更要记牢这93个字，因为这93个字把这三大名篇否定了，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否定 了，把整个共产主义理论体系否定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共产主义学说，就是要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方案。他们生命的十分之七八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支持暴力革命，反对改良主义。他们的主要著作是中年以前完成的。思想转变是晚年的事情。

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为着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奋斗，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还坚持着运动的未来。” “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颤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颈上的锁链。而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  [4]

在 《法兰西内战》中说：“诸位先生，公社曾想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权。它曾想剥夺剥夺者。它曾想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 的工具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变成自由集体劳动的工具，以实现个人所有权。……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制止资 本主义生产下不可避免的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的痉挛现象，那么，请问诸位先生，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吗？” [5]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 “在 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 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 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6]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7]

这些精辟论断都是实践共产主义理论的纲领性意见。笔者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根据毛泽东在庐山发出的“学习马列”的号召，曾激情澎湃地给高级干部宣讲过这些思想。后来读到恩格斯那段一字千钧的话，心中一片茫然，食不知味者数日。但理性告诉我，那93个字可不是随便讲的，是恩格斯长期的、反复的、痛苦的思考的结论。那93个字否定了我熟悉的、信奉的、甚至是热爱着的三大名篇，以及其它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千言万语。恩格斯晚年说：这些理论“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就是承认了这些理论的乌托邦性质。告诉后人绝对不要照此去做，谁要照此去做，不仅绝对无益，可能比无益还要更坏。我联想到公社化、大跃进，为恩格斯这93个字的预言震撼着，是一种“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心情。因为那时候的政治环境不允许把这些话说出来，忠心为党可能被扣上修正主义甚至反革命的帽子，我所能做的是从此不再宣讲三大名篇。

恩 格斯的思想转变是从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开始的。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同意巴黎起义。领导巴黎公社的是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主要是以布朗基为首的布朗基 派。恩格斯说：为了“消灭阶级和建立不再有土地私有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制度。”三十三个布朗基主义者确信：“只要他们愿意跳过各个中间站和各种妥 协……日内‘干起来’，政权落到他们手中，那末后天‘就会实行共产主义’。把自己的急躁当作理论上的根据，这是何等天真幼稚！”[8]

恩格斯深刻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和条件：

现 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任何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为此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 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野蛮人和半野蛮人通常也没有任何阶级差别，每个民族都经历了这种状况。我们决不会想到要重 新恢复这种状况，至少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种状况中必然要产生阶级差别。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 高的阶段，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持久巩固，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衰 落。但是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了这样的发展水平。可见，就是从这一方面说来，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 条件。因此，谁竟然肯定说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他就只不过是证明，他需要再学一学社会主义初步知识。[9]

从恩格斯这段话中，我们要领会几个要点：

第一、        相对于没有阶级差别和贫富差别的野蛮时代，私有制和贫富差别以及与此相连带的阶级差别的出现，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是由野蛮进入文明的转折点。在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那个一定阶段，要 搞共产主义革命，消灭私有制和贫富差别，就只能使社会回到野蛮时代去。在大跃进和公社化时代，我们切身经历和体验了一个全体人民都没有积极性的社会是多么 可怕，有的农民宁可饿死，宁可吃掉自己的孩子，他也没有积极性去生产，去创造物质财富。共产主义制度硬是能产生这样的制度性悲剧。还是恩格斯说得好：“财 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 [10] 私有制是动不得的，是文明社会的永恒原则。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犯的是那三十三个布朗基主义者犯过的低级错误，以为手里有了政权就什么事都可以干，把自己的急躁当作理论上的根据。现在的国进民退政策，是毛泽东的低级错误的回光返照。这个势头如不扭转，生产形势很快会出现停滞和衰落。

第二、        共产党人并没有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先进生产力。在我们这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资产阶级仍然代表先进生产力，是社会主义不可缺少的建设者，不是社会主义的敌人。用消灭资产阶级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等于用消灭先进生产力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用伐树的办法造林。消灭了资产阶级，就永远达不到那个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一定阶段。因 此，团结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才是共产党正确的阶级政策。但共产党又要领导工人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改善福利与资本家进行斗争；党的右倾错误不是发展 了资本主义，是在执政的条件下，没有执行劳资双赢的民主社会主义政策，不允许组织独立工会，官办工会一屁股坐在了资本家一边，在国企改制中没人代表和维护 工人的利益，以致出现了通化钢铁公司劳资矛盾激化，愤激的工人打死总经理的事件。欧洲社会民主党(工党)的执 政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对资产阶级采取了又团结又斗争的正确政策：讲团结时不忘为工人和全社会谋福利，不允许资本家对社会进行统治；讲斗争时不损害私有制， 保护资本家的正当权益，保护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前者保证相对公平，社会和谐；后者保证绝对效率，经济发展。从一个企业到一个国家，经济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双 赢的结局。

第三、        恩格斯说的那个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或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阶段，并没有量化的指标，没有GDP的具体指标。因此，我们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卸磨杀驴”，等资产阶级把建设共产主义的物质条件准备齐全了，立即消灭资产阶级。这就把实现科学社会主义革命或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推到了无限遥远的未来。到1886年2月，1892年1月和7月，[11] 恩格斯用大致相同的语言三次明确：共产主义理论可以谈论，但绝对不能实践，谁要是真干，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作为理论家，否定自己创立的理论是非常痛苦 的。恩格斯没有说共产主义理论错了，而是否定了它的实践性，否定了它的可行性。他要把这一理论作为无害的理想，留在人间。他好像预见到后代共产党人可能在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口号下干出蠢事，谆谆教导后人，共产主义理论是不能实践的，小规模实践犯小错误，大规模实践犯大错误。 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坚持要把共产主义理论作为改造世界的理论，作为行动的指南，这是中苏两党长期犯“左”的错误不能自拔的历史根源。

马克思逝世后，1883年3月17日恩格斯在马克思的葬礼上发表讲话。[12] 他对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对人类的贡献，概括为两大部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 而没有提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没有提到共产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我们和本节开头说的93个字联系起来理解，就知道这不是疏忽或遗漏，是恩格斯深思熟虑的结论。

二、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小册子作者把自己定位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坚持者和捍卫者。把共产主义理论变成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否就变成了可以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呢？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答复是否定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术语中，共产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概念。恩格斯说：“在1847年，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 [13] 只有加上“科学”两个字，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才接受它。

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把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的三章译成法文于1880年出版，书名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这个专用名词从此流行开来。而这本书的中文版译名则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另一个称谓。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内涵是相同的，这是毫不含糊、没有一点疑义的。把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区别于共产主义的另一种理论体系，甚至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来源和根据是一种误导。

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曾经是革命行动的指南。指导了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指导了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指导第三国际影响下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恩格斯与19 世纪初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利叶、欧文的区别是：三大空想家是说服国王和政府采纳和实行他们理想社会的方案；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人数日益众多的无 产阶级可以作为未来社会主义运动的物质载体，认为通过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能改造社会。恩格斯宣布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 学”。但所谓的“科学”是手段的有效性，而不是目标的现实性，其目标中的空想成份，并没有改变。共产主义是他们的奋斗目标，按照马克思的设想，这个社会是 建立在“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  的经济基础上，这就是说，共产主义需要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 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是靠科学技术为支撑的新的生产方式，创造了高于封建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战胜并取代封建农奴制的。共产主义者手里没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 劳动生产率，有的仅仅是劫富济贫的义愤和实现改朝换代的革命暴力，这就注定了共产主义运动在有些国家可以夺取政权，可以实现改朝换代，也可以在改朝换代后 做出一些辉煌的业绩（如苏联参加世界民主阵营，为战胜德意日法西斯做出重大贡献），但不可能创造高于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率的生产方式，不可能取代资本主义。 这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红火一阵走向衰亡的真正原因。后来马克思恩格斯放弃暴力革命，主张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良，是因为认识到“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而载入史册的。说他们晚年放弃了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主张改良资本主义制度，和平进入社会主义，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许多人接受不了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是事实，是有历史文献可考的事实。

在时间和空间上离马克思恩格斯最近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有人激烈反对他们这一转变。1890年3月底，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了一个“青年派” [14] ，核心人物有保·恩斯特、保·康善夫麦尔、汉·弥勒、布·维勒等人。 坚持马克思早年提出的暴力革命的观点，号召“五一”总罢工，打着“马克思主义者”的旗号，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恩 格斯认为这是“只有中学生水平的政策”。“第一，显然不懂他们宣称自己在维护的那个世界观；第二，对于在每一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一无所知；第 三，明显地表现出德国文学家所特具的无限优越感。”如果照他们的意见办，党就会在敌人的“哈哈大笑中毁灭掉。” [15] 1891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把“青年派”一部分领导人开除出党。恩格斯1890年8月27日致拉法格的信中说：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是十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16]

马克思说自己不是“马 克思主义者”，用这种方式表示对自己前期学说的否定。这个前期，恩格斯划的线是10年前，即1880年以前，这就包括了《共产党宣言》（1848年）、 《法兰西内战》（1871年）和《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三大名篇。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从科学社会主义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过程中探讨实现社会主义 道路的深化。西方社会从血汗资本主义进化到现在的福利资本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成功的标志。

到1895年3月，恩格斯去世前半年，在没有任何外在压力的情况下，恩格斯以一个伟大的知识分子的良心，以对人类、对后代极端负责的精神，无情清算了自己宣传了大半辈子的共产主义理论体系，说出了下面一番话：

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一八四八年的斗争方法（引者注：指《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

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在一八四八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旧式的起义，在一八四八年以前到处都起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

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末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无 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藉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 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 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

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愈益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改了。德国所做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17]

小册子作者反对这些观点，以坚持德国青年派所坚持的那一套“马克思主义”为荣，就把自己放在“跳蚤”的位置上去了。

三、小册子能拖着中央开倒车吗？

共产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如同中国的大同理想一样，是一种美好的理想，但它只“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千万不要付诸实践，它不是治国安民的现实政策，真要这样办，一定坏事，一定天下大乱。恩格斯说共产主义不是“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这就是告诉工人政党不要把共产主义写进党章，党章是要实 行的，如果写上势必把工人运动引错了方向。这是欧洲工人运动脱离共产主义，走向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中共党章中仍载有“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 共产主义”的条文是不符合恩格斯教导的。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是德国“青年派”的水平，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后来的思想变化，把共产主义理 想在六亿人口的中国大规模地实践了一下，结果比恩格斯预料的“更坏”还要坏得多。小册子对这个问题的表述是文过饰非的典型：“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现 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和制度基础。……仅“一五”期间，我国工业建设和生产所取得的成就，就远 远超过了旧中国的100年。 事实充分证明，在中国，除了社会主义道路，没有任何其他道路能够给中国带来这样的发展，能够改变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按着这样的高调，第二个五年计划 的成就应该是进入了共产主义天堂，但作者嘎然而止。我现在要把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后的“成就”告诉没有经历那一段历史的两代人：

大 跃进三年，全国有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被活活饿死。损失约一千二百亿元。文革十年，照叶剑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整了 一亿人，死了二千万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如果再加上李先念（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的国民收入损失五千亿，浪费和减收共计一万三 千亿人民币。从新中国成立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在五千七百五十五万人以上，经济损失一万四千二百亿元。近三十 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六千五百亿元，两次大折腾的损失，是我国前三十年基建投资总额的两倍多。就是说，本来可以用于建设国家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宝贵资 金，有三分之二以上被毛泽东折腾掉了。[18] 这就是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蓝图建设社会主义的总成绩单。

不是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是社会主义道路的彻底破产。国家的政治、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于是有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采用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方式发展生产，进行建设。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召开，赵紫阳在政治报告中提出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理论成了跟毛泽东的科学社会主义彻底诀别的宣言书。社会主义旗帜不丢，但实质定义是初级阶段。赵紫阳第一次论述了我国现阶段的私营经济和党对其应采取的政策，为私营经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赵紫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受到全党拥护并得到邓小平的全力支持。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赵紫阳作了权威的说明：

所谓改革的理论，就是落后的国家革命胜利后，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是走“过了头”,必须退回来。这就是对现有制度要进行改革,使其适应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也就是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或者说只能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所 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要在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来增加社会主义成分，来发展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也就是毛主席所论述的新民主主义论，这 就是改革的理论。对此，毛主席已有精辟的论述。由于毛主席过早地结束了新民主主义阶段，超越阶段地实行社会主义，欲速则不达，也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这需 要从思想上重新理顺过来。 [19]

我 在十三大重点论述的是“初级阶段”，前提是不争论。对社会主义的政治内涵并没阐述，而是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作为十三大的立论基础，据此 确定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论基础，将两者联系起来，并作了大段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点不在“社会主义”，而在“初级阶段”，即现在是“不合格的社 会主义”，也就是说还不是社会主义。[20]

当有人否定赵紫阳论述的时候，邓小平说：“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

经过13年酝酿、全国人大常委会7次审议，曾遭致3274名包括退休副部级以上官员、退役解放军将领、大学教授联名反对的“物权法草案”，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这是改革派的重大胜利。当日，中国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签署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生效。

美国《中国经济季刊》总编辑阿瑟.R.克罗勃说：“《物权法》是对中国拒绝以往社会主义的标志性法律认可，它意味着中国在改革过程中已经到了无法回头的阶段，这非常重要。”[21]

十七大胡锦涛提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明确界定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把毛泽东的神主请下了神龛，这是思想解放的新成果，是改革派胜利进军的顶点。

如今这本来头很大的小册子又把毛泽东灵牌归了位。这是党的路线政策“左”倾的信号，是打着科学社会主义旗帜为回归毛时代投石问路。说中国改革开放属于科学社会主义，这就制造了新的混乱，把水搅浑了才能摸鱼。

民主社会主义与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是兼容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消灭私有制和资本主义，与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是不相容的。再怎么创造性地发展，私有制和资本主义企业在社会占了主体地位，这个社会就不再属于科学社会主义。

小册子说：有人说中国实行了民主社会主义政策，“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并把它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我们党的一系列新政策，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目的是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检 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于民主社会主义，还是属于科学社会主义？有一块试金石，就是看中国是否有私有制？是否有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主义企业是否占了主导 地位？这个问题涉及到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民营企业的功劳，还是国有企业的功劳？是资本主义的功劳，还是社会主义的功劳？如是民企的功劳，则应走民主社会 主义道路；如是国企的功劳，则应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

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件，是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举行“五老火锅宴”，把私有制请回来了，把资产阶级请回来了。[22] 从此，把毛泽东的条条框框抛到九霄云外，解掉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绳索，私有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逐步合法化，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建设社会主义，开启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进程。这一进程的表现形式就是所谓“国退民进”。

改革开放以来，各届各级领导人是拼命想保持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的，因 为这是最后一块“社会主义阵地”。尽管出现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企业也进来了，改革派手里必须保留“国企占主体地位不动摇”这张牌，以应付那些以 “毛主席革命路线捍卫者”自居的“左”派。但这个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国企实在是不争气，年年亏损。于是由国家和地方财政无偿划拨，用农民和私营企业缴上 来的国税养国企；国家实在养不起了，就推给了银行，银行每年发放贷款约一万五千亿元，贷给国企的占百分之七十；由于国企只贷不还，欠下天文数字的呆账，一旦爆发金融风潮，势必国本动摇，于是又把国企推到了证券市场。前些年的上市公司几乎是清一色的国企。股民们发财心切，被圈走了一万五千亿元，为国企输血作了奉献。就是这样，也没把国企救活。“据 辽吉黑三省经贸委负责同志介绍，有的国企机器一开，煤、电、水等费用进去了，可职工工资、贷款利息和税后利润几乎一样也干不出来，只好冲减净资产维持职工 生存；有的通过贷款支付职工工资和银行利息，有的设备、厂房等逐渐贬值，账面统计实际成了‘虚拟资产’了；有的企业利润率只有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与五年 期的国债收益率基本持平，有的甚至还低。” [23] 为了扭亏为盈，改革方案一个个制定，管理机构一次次整合，搞了二十年还是一个亏损，于是才有了股份制、私有化改革方案。如果说近几年国企有了些起色，是资本主义救了国企，并不是国企创造了自我完善、起死回生的神话。

世 界发达国家实行混合经济制度都有国营企业，主要是必须由国家垄断的企业（如铁路、航空、银行），私人无力兴办的企业（如核电站、石油、天然气），以及公益 性企业（如城市公共交通、邮政、自来水、电力），这些企业不以赢利为主，有些就是补贴性企业，带有全民福利性的，要靠国家投资和补贴。但它在国民经济的比 重中不能大，更不能为主，大约占国民经济的百分之十五～二十。据国际金融公司公布，一九九六年中国有十一万四千家国有企业，二○○五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了二 万七千家。百分之七十七的公司部分或者全部私有化。国有经济的比重下降到百分之二十三，接近发达国家的比例关系，这本是由不正常变为正常，在“左”派看 来，这是动了社会主义的命根子。

“国退民进”的历史证明，民营企业对今日中国的繁荣富强、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2008年4.2220万亿（美元）GDP中，民营企业占了65%。国有企业对GDP的贡献不到35%（因为还有外企的贡献，个体户的税赋等）。民企三分天下有其二。中国政府在世界风光体面的舞台，下面有三根柱子撑着，其中两根是民营企业，一根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是什么？换一个名称就是资本主义企业。

现在国家统计局每年只公布GDP总数，笼统地讲公有制经济仍占主体地位，不公布具体数字。1997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13.9万亿元，到2007年，就猛增到35.5万亿元，年均增长9.8%。[24] 这成为小册子最大的亮点，是科学社会主义推动了生产力发展的理论根据和逻辑证明。这一切是如何实现的呢？1997～2007年11年间，财政部拨给国企的经济建设费共计76340.4亿元 。[25] 国家银行的贷款惯例是将80%贷给国企。1998年国企净亏损625.5亿元。[26] 亏损越多，贷款越多。这一年国家银行给国企的贷款是6.9万亿元。[27] 还不上贷款怎么办？国家规定：对于长期亏损、没有还贷能力的企业，经专业银行总行批准，冲销银行呆帐准备金。[28] 其它年度贷款因无资料不计，只计这两笔大输血，财政部和银行共给了国企145340.4亿元。其余7万亿（70659.6亿）是不是国企赚的钱呢？还不全是。2004年7月8日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说：“中国的流动资金为何这么高？这不是因为国有企业占用了过多的流动资金，2003年末国有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占比35.72％，与国企GDP贡献率相近。” [29] 国企7400万职工，辛辛苦苦干一年，上缴国家的利润，对GDP的贡献，竟然全是从银行借的。

国有经济占用资源虽多，效率依然低下。即使是官方机构也承认，国有企业占用了工业总资产的1/2左右、工业贷款的2/3以上，却只创造了1/3的工业产值。以2005年为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增加值和利润同比，只是分别增长10.7%和17.4%，而同期的民营企业则分别增长25.3%和47.3%。[30]

截至2007年，我国登记注册的民营企业近600万户，注册资金总额超过9万亿元，从业人员达7100万人。解决就业方面，民营经济已成为我国就业主管道，1992年至2007年的15年间，我国民营企业平均每年提供就业岗位达800多万个，占同期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的80%，国有企业下岗人员中近70%在非公经济领域实现了再就业，沿海发达地区这一比重超过90%。2000年以来，我国民营经济税收连年保持40％以上的增长，根据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资料，2007年纳税比重已经达到了53%；从全国各省区资料看，非公经济的税收占当地税收比重均达50%左右，部分地区甚至达到75%。另据统计，民营经济提供了我国70％的技术创新，65％的发明专利和80％以上的新产品，成为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泉。今后，民营经济必将在优化我国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创造财政税收、促进广泛就业等方面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31] 这些至今不被主流媒体承认、小册子一句也没提的资本主义企业，是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的经济基础，是改革开放30年的光辉成就。近年世界发生经济危机。有人借机宣传说：请看！资本主义都发生了危机，只有社会主义中国，风景这边独好。拆穿了说，好在三十年改革开放，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走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即资本主义道路。试想如果没有这600百万家民营企业，中国能在世界面前那样财大气粗吗！

“左” 派说这是复辟了资本主义。支持改革开放的民主派说：这是民主社会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是富民兴邦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产生了一大批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企 业，其数量超过了毛泽东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时的11倍，这是全中国、全世界有目共睹的事实。功过是非暂且不论，这个事实得认账。小册子作者心虚到连这个事 实都不敢承认，面对一片大森林，硬说一棵树也没有。因为只要承认资本主义企业的功劳，《六个为什么》全部立论的根据，会像纸牌搭起的小房子一样垮下来。

“坚 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被称为是“充满活力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小册子中立专题论述。实际上充满活力的是民营经济而不 是国有经济，是私有制而不是公有制，是用私有制的成就为公有制贴金，用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贴金。中国的私有制，中国的资本主义，成了只做奉献没有名分的无 名英雄。

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政府向计划经济回归，资本向国有企业集中的现象十分明显。数据显示，4万亿投资计划中，绝大部分是政府推动的投资项目，包括相当大比例的基建项目和工业投资项目，近90%的项目被国有大中型企业拥有,民营企业几无参与；在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大型国企也是受益最多，而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占95%） 并不明显，甚至受到排挤和压制，导致新一轮的“国进民退”浪潮。例如钢铁企业的并购扩张、国内汽车产业形成“四大四小”的格局、航空业的大量民企被迫退出 等等——奥凯停航、东星停运，如果再算上被四川航空收编的鹰联航空，国内民营航空公司几乎全军覆没，这些无疑说明“去民营化”现象正愈演愈烈。计划经济复 归，国有企业膨胀，将成为中国大陆经济由盛变衰的转折点。

政 府对民企的政策，不仅是不仗义，而且是不理智。民企受打压、被兼并，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原因，因为它姓“资”，贴金还不行，必须挖资本主义之肉，补社会主义 之疮，削弱民企壮大国企才行。这是不仗义。前面谈到，中国政府体面风光的外交舞台有三根柱子撑着，其中两根属于资本主义，真要砍掉，剩下国企那一根，还能 撑得住现在的局面吗？这是不理智。

旁观者清。2008 年12月，麦肯锡咨询公司发布的一份季刊报告中称，30年来，中国保持了高经济增长和较低贫困水平的经济奇迹，主要归功于对所有权和私人企业鼓励和发展。 但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转换了经济增长模式，从鼓励私营企业转向了政府投资主导。这份报告称，这一模式的转变，将有损中国长期经济发展。[32]

行文至此，笔者反复思忖，引出了两点疑虑：

一，中央至今不肯承认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搞错了，小册子一反过去中央文献淡化三大改造的处理手法，明确恢复三大改造的社会主义正统地位，这是不是为第二次社会主义改造造势？

二，中央至今不肯承认有资本主义企业，不肯承认私企老板是资本家，给了他们一顶“社 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桂冠。笔者原来的解说是为了调动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性，让有剥削之嫌的民企成为“光彩事业”，看来不对了，这也是第二次社会主义改造的 伏笔。既然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把你的企业、你的资产献给社会主义国家，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连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都免了。

劳动者没有具体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股权）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打着公有制旗号的权贵资本主义经济。这一点已成了愈来愈多的人的共识。中国经济建设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教训是：公有制的比重和GDP是一种反比例的关系，公有制比重愈多，GDP总量愈少；公有制比重攀升，GDP必然下降。

小册子宣称，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这是瞒天过海，为权贵资本主义张目；以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为名，为权贵资产阶级掠夺民间资本制造理论根据才是问题的实质。当年英国资产阶级把“俸禄和官职”让给贵族，“其条件是充分照顾金融的、工业的和商业的中等阶级的经济利益。”[33] 中国的权贵资产阶级比英国贵族厉害，不仅要“俸禄和官职”，而且要以国家的名义蚕食和兼并民间资本。执政党站在全国人民和民间资本一边，皈依民主社会主 义，中国的前途就是英国、瑞典；执政党站在贪官污吏和权贵资本一边，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就是1948年蒋介石退出大陆时的中国。民主社会主义与 科学社会主义之争，不是名词之争，是中国未来前途之争。

小册子轻蔑地说：

“民主社会主义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制度的范畴，实质上只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改良。有人说它是‘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这是很有道理的。

“欧洲一些社会民主党曾长期执政，从没有试图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而且只要涉及改变私有制这个要害，态度就非常暧昧，不敢越雷池一步。”

这里的弦外之音是：我等“科学社会主义者”，有水浒英雄的传统，决不当改良的医生，看准时机，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决不含糊。想当年搞过三大改造，割过资本主义尾巴，灭过资本主义思想。好汉忽提当年勇，必有现实作为。全国工商联2009年8月7日发表蓝皮书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2008~2009)》，宣告在政府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中民营企业被淘汰出局，国进民退的大戏接连上演。中化、中粮等垄断国企，既奉有保值增值的令箭，又无经营范围的法律限制，对房地产、矿业、铝业、奶业等普通竞争性行业摆开了“全覆盖”收编的架势。据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原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保育钧对记者说：“在这轮危机中，‘国进民退’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现象。” “去民营化现象已愈演愈烈。” [34] 官僚资产阶级要对9万亿民间资本下手了。第二次社会主义改造可能以化形的面貌悄悄地来临了。这本很有来头的小册子能否牵着中央的鼻子办成这件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大事，全国人民拭目以待。

2009.9.30

本文取自辛子陵新著《中共兴亡忧思录——辛子陵政论文集》，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09年12月版。

[1]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7页。

[2]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2页。

[3]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7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02、504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62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2～23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1页。

[8] 《流亡者文献。——二 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85～586页。

[9] 《流亡者文献。——五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61页。

[10]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01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16、372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4～375页。

[13] 《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08页。

[14] 关于与德国社会民主党“青年派”的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593页注释353。

[15] 恩格斯：《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81页。

[16] 马克思这句话是恩格斯转述的。原文见恩格斯1890年8月27日致拉法格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6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5、597、603、607页。

[18] 《千秋功罪毛泽东》下卷，香港书作坊出版社，2008年6月第2版第739页。

[19] 《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宗凤鸣记述）香港开放出版社版第45页。

[20] 《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宗凤鸣记述）香港开放出版社版第364～365页。

[21] 2007年3月9日《纽约日报》。

[22]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宴请了五位不寻常的客人。他们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古耕虞，邓公号召：“把钱用起来，把人用起来。”

[23] 据2003年2月21日《中国青年报》报导。

[24] 陈功：《“国进民退”之忧：“国进民退”现象调查》2009年4月21日 来源: 《中国企业家》。

[25] 思源：《中国工业企业盈亏对比表》，《炎黄春秋》2008年第4期第17页1997～2005年数字55945.4亿元，加上2006年1万亿，2007年10395亿，共计76340.4亿元。

[26] 思源：《中国工业企业盈亏对比表》，《炎黄春秋》2008年第4期第17页。

[27] 陈功：《“国进民退”之忧：“国进民退”现象调查》2009年4月21日 来源: 《中国企业家》。

[28] 《国家经贸委、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关于发放国有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的紧急通知（银传（１９９０）３４号）

[29] 周小川：《国企贷款比例与GDP贡献率相近》 2004年7月9日《国际金融报》。

[30] 陈功：《“国进民退”之忧：“国进民退”现象调查》2009年4月21日 来源: 《中国企业家》。

[31] 刘汉元委员：《客观看待民营经济的作用》“三农在线”网站2008年3月8日发布。

[32] 周政华：《“国进民退”卷土重来 经济资源集中向国企回流》2009年5月26日《中国新闻周刊》。

[33]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51页。

[34] 邢少文：《新一轮“国进民退”之殇：计划体制变相复归？》2009年04月17日《南风窗》精彩报道。

作者授权发表，五柳村2010年1月5日收到。

zy亚洲电台／北京出版 的《中国青年报》日前刊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喆的文章，题目是《腐败与反腐败的较量—2009 年腐败现象与反腐败行动的特点》。文章认为，2006年以来，在中国腐败呈现级别越来越高、涉案金额越来越大、群蛀现象日益严重三大趋势，2009年仍在 延续这种趋势，但腐败也有一些新的特点，其中包括：腐败主体向基层渗透。沿海地区干部队伍，特别是年轻干部中的腐败现象比内地突出。由于执法行为的偏差， 出现多起群体性突发事件。以及司法腐败依然严重等。对此，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邀请到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和广州的律师唐荆陵进行讨论。

记 者：胡星斗教授，中央党校的一位教授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说在2009年中国腐败的新特点。 他说中国的腐败在2009年涉及的金额越来越大，而且腐败逐级向基层渗透，沿海地区的干部队伍，特别是年轻干部队伍比内地的干部队伍腐败现象更为严重，你 是怎么看2009年中国这么一个腐败问题的，它根源在什么地方？

胡星斗：目前中国的腐败是制度性的腐败，也就是说它是个比较全面、系统的 腐败，甚至是文化上、生活方式的腐败。也就是说我们本身就是一种贪渎文化，而且腐败变成了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因此这就必然造成了腐败与非腐败之间的界限 不清，人们对于腐败的认识模糊。人们痛恨腐败往往是因为自己没有机会腐败，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制度和文化的氛围中，腐败它是向全民、全社会、全方位、全领域 扩散。因此大学里的腐败呀、医生的腐败呀，甚至寺庙的腐败呀，这也就不奇怪了。基层的腐败，科级干部的腐败，甚至各级干部的腐败呀也不奇怪。前不久报道内 蒙古一个科级官员贪污受贿是六千万，仅仅一个科级干部贪污受贿就六千万，就可见腐败不在于官大官小，它只要有权力，它就会进行权力与金钱的勾结，就会发生 大规模的腐败。

记者：唐荆陵先生你对中央党校教授这篇文章提出的2009年的腐败向基层渗透，而且还提出沿海地区的干部腐败程度要比内陆地区更加严重，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唐 荆陵：其实它这种腐败，从上到下都在腐败，这个并不是今天才有的现象。他这个判断有些我还不是那么赞同的。比如说，像说沿海比内陆更腐败，我倒觉得腐败在 哪里并没有太大的分别。腐败在中国是跟经济发展水平是无关的，因为它是一个政治制度的结果。那这个事情在各地都一样，那么腐败总体来讲都比较接近，当然可 能有的地方文化特点或者说他那里个别官员带来的影响，可能有一些官员比较清廉也比较注重同事和下属的清廉的话，那么可能官员清廉情况会好一点。但是整个制 度取向来讲是腐败的，那么它并不存在你经济发达就更腐败。只不过是经济发达的地区腐败的金额大，然后不是那么发达的地区腐败的金额小而已。再一个腐败的上 层和下层这个也没有太大关系。既然是腐败是制度性的腐败，那么上层和下层就都腐败。当然今天的腐败广度和深度都比以外有所加深，这个判断我是赞同的。

记者：胡星斗教授，你觉得要扼制越来越严重的腐败的现象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比较好呢？

胡 星斗：其实治理腐败并不难。它主要要依靠新闻监督和民众监督，还有呢要依靠阳光财产和阳光财政这些制度。只要这几个制度能够建立起来，腐败自然就减少了。 也就是说要发挥新闻监督的作用。国际透明组织他们的调查结果是新闻监督是预防腐败的第一重要的因素，就是反腐败的最重要因素。除了新闻监督就是民众的监督 包括网络监督，甚至还有议会的监督，再就是财产申报制度，还有就是阳光财政制度。我们的财政预算、决算、财政支出它必须经过议会这种监督机构、民意代表机 构的审核、认可才能够使用这些财政资金。而不能像目前中国这样财政资金都掌握在少数官员手中。怎么开支基本上都是由官员说了算。目前中国的财政它是官本位 财政。是一个官僚化财政，随意化财政。这种财政也导致大量的贪污、腐败。

记者：唐荆陵先生，中国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想消除裸官，以及后来的财产申报制度提出来后来是不是执行了没有，这个财产申报制度？

唐 荆陵：它们的财产申报制度但是最终没有实行嘛。就是因为真正需要申报财产的比如像作为政府领导者的这种职位，比如说省、市长啊，国家的高级领导人。省长， 市长，国家的主要的政治领袖，他们自己都不肯公开财产，那让你一般的普通公务员，一个科长，一个局长去公布财产，这个也是很难说得过去的。你政治领导人首 先要做出表率这个制度才能立得起来嘛。他自己都不肯公布财产那让他自己去监督他的下面人的财产，那他肯定是监督不了的。官员这种对腐败的扼制呢，并不是说 通过官僚系统自身扼制能够造成的。当前社会上很多国家它都有关于腐败和清廉状况的排名吧，一般排名比较靠前的国家，它有几个制度上的保障就是说它有一个定 期更换的民选政府，还有一个它有很好的言论自由。这些国家都是有这两个特征，它才会廉洁度比较高的。在中国这样的大国里，像所谓的裸官、易地为官这个都是 实行了几百年的制度。那但是中国的腐败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并不能解决腐败，因为它不能解决代理人，因为官员他作为最高权力的代理者，这种代理人在最高权力 的监督下，那么他可能会出卖这个权力。因为你像我们这种国家，它的权力是由下对上负责，这比如说我是局长要对市长负责，或者我作为一个厅长对省长负责。那 一个省长他有几只手几只眼睛能看得住多少人哪？他肯定看不住的，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会腐败。但是在民选的政府里面那是有千千万万只眼睛都在看着，他要腐败就 很困难，因为真正的领导者是那些普通的公民嘛，去投票的那些公民。这个时候他要腐败就变得很难。

记者：胡星斗教授，2009年重庆的打黑揭露出一系列腐败的大案，其中表现出的就是司法部门和黑社会相勾结的这么一个现象，你觉得是不是要实行司法独立才能解决司法腐败这个问题呢？

胡 星斗：有的人反对司法独立，说在中国这样的情况下司法独立的话，那司法就更加腐败。因为它能够自己说了算，那它又缺少监督，那它司法更腐败。因此司法独立 必须与新闻监督、公众监督这些结合起来。没有新闻监督、没有公众监督的司法独立那会相当的…。因此要克服目前这样一种司法腐败的状况还是要靠建立现代 新闻制度，要靠加强监督。否则的话，司法即使独立了也很腐败。司法不独立，它屈从于各级党委和政府，同样是会非常腐败。

唐荆陵：这个我是 非常赞同的。因为司法独立它不是一个单独的问题。司法独立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司法独立不是一个法律的问题，它不是一个法律上的东西。比如说，中国最早发 生司法独立的争议是发生在汉代。汉代当时的一个王，汉朝的一个皇帝他要干预司法。当时就有司法官依据中国早期的历史习惯就是要求保证司法的独立。但是你怎 么能抗得过呢？你说政治上你已经变成奴才了，你还想去搞司法独立，那不是瞎扯嘛。所以首先要有民主政治，你谈司法独立才有意义。否则的话，那都是瞎扯的， 不可能独立。因为皮之不存毛将附焉，你怎么可能，不可能的嘛。你都根本没脚，你怎么站得住嘛。

以上是在北京的胡星斗教授和在广州的唐荆陵律师讨论2009年中国腐败的新趋势。

火車從波蘭首都華沙徐徐開往德國柏林，火車上有不少乘客是來柏林見證柏林圍牆倒下二十週年的慶典，這是歐洲一個重要的紀念活動。二十年前的十一月九日，不僅德國歷史被改寫，歐洲也進入一個新紀元，邁向整合之路。

大家一窩蜂擁到柏林，好像一切變天從柏林開始。有波蘭人感到不是味兒，他們不時提醒我，首先帶來東歐（正確說應是中歐）變天的國家是波蘭，波蘭團結工會功不可沒。

一出柏林火車站，火車站大堂掛了一幅巨型醒目海報，海報上寫著Solidarnosc （團結工會），一位波蘭工人捲起衣袖往前走。聽聞德國政府為了安撫波蘭人的情緒，或是真的想熱情的公眾不要忘記波蘭，這乃是波蘭為東歐變天踏出第一步，為柏林圍牆瓦解帶來契機。

我的心情有點緊張，畢竟是二十年了。一九九零年春天我曾來這裏採訪，因此結識了一些前東德的朋友，二十年後尋訪他們，同時也尋訪歷史，以及二十年來的變遷，五分之一世紀的人生與國家、甚至一個地區的軌跡。

卡斯塔（Carsta Wustlich）為前東德異見人士，我在九零年認識她，乃由於我要採訪她前任丈夫烏斯尼茲，他是東德反對派「新論壇」的代表人物，緊接著波蘭在八九年六月四日舉行第一次民主自由的大選後，「新論壇」開始發難，他們發動簽名運動，要求改革，各界人士紛紛響應，波瀾壯闊。 當柏林圍牆倒下之際，烏斯尼茲充滿信心，準備在新時代大展拳腳。無奈二十年後重訪，他已隨著「新論壇」一起銷聲匿跡，並早與卡斯塔離婚，他們離婚的日子竟然就在德國統一之時。

原來，柏林圍牆的倒下同時也推倒了不少東邊的婚姻。據統計，九零年後前東德地區的離婚率大增，與大量往西邊遷移的人口比率立時成為突出的現象。柏林自由大學社會學教授芭芭拉（Barbara Ritdmuller）指出，由於他們認為一個時代的變遷會帶來新機會，他們對前景抱有太多不切實際的憧憬。 在變遷過程中，總會有失敗者，卡斯塔二十七歲的小兒子馬田因無法適應而患上憂鬱症，近年越來越深居簡出，害怕與人交往，整天與電腦這一新玩意兒為伍，變成「隱蔽青年」。

在柏林的東邊，有多少「隱蔽青年」？卡斯塔站在家中的大廳往窗外望，嘆了一口氣，不欲再談兒子之事。當被問到二十年的轉變，她聳聳肩，然後點頭表示﹕「畢竟柏林圍牆的倒下為他們帶來自由，總體來說是好事啊！」 二十年來，她搬了一次家，其實她是從原來一個大單位搬到同一層樓的另一個較小的單位，一樣的坐向，面對柏林圍牆的遺址。她笑說，拆下圍牆，才知道有一條美麗的運河，一直在她房子對面流淌著。她向下一指，告訴我，以前樓下的街道，由於是圍牆邊界，經常有軍警巡邏，有又黑又瘦的軍犬在叫吠，陰森極了。如今政府在該地區大興土木。諷刺的是，國家安全部大樓將坐落於卡斯塔房子旁邊，她取笑說，以前給前東德情報機關Stasi監視，現在一樣逃避不了國家老大哥的眼睛。

十一月九日二十週年慶典舉行過後當晚，德國電視台播放知名電影《竊聽風暴》，講及前東德Stasi情報人員如何監控異見人士。前東德陰暗一面在這二十年間不停透過媒體呈現在新德國人民眼前。 據統計，東德時代有大量民眾受政府指派為Stasi提供情報，東德遂成為整個東歐陣營中情報人員最多的國家。

在政治上，德國統一了，但在人心上怎樣進行融合，卻是一個複雜的工程，而最大的障礙就是信任問題。來自柏林西邊的歷史學家諾拉（Nora Duhme）博士對我說，統一初期，東與西兩邊的確存在一種不信任的鴻溝，即使政府也不大願意委任東邊的人加入政府機構。當然，現在的總理默克爾夫人也是來自前東德了。 不過，這並非一定表示西邊的人已完全接受東邊的人，特別對東邊的政治人物而言，他們的過去經常成為焦點。 舉個例子，在東德時代經常為異見分子打官司的人權律師沃爾夫岡（Wolfgang Schnur），柏林圍牆倒下後，他即成立一個名為「民主覺醒」（Democratic Awakening）的政治組織，並高調表示渴望為新德國的自由民主而獻身，怎知在他意志高昂之際，卻給人調查發現，原來他竟然曾為Stasi任秘密情報提供者，結果他黯然隱退。

當有人提出寬恕與和解，但亦有人認為必須正視和清理過去，二十年來的柏林便是這樣處於拔河的狀態。就好像納粹的歷史，十一月九日自由慶典當天，大批反納粹人士發動大遊行，毋忘恐怖統治、以及當中的劊子手和同謀者。 在柏林，有一個叫「左派黨」（Die Linke）的政黨，人們相信這主要由前東德共黨成員所組成，零七年建黨之初便受到德國國家安全機關嚴密監視，該黨領導人之一蓋勒格（Gregger Gysi），其父曾為前東德文化部部長。 我走訪這個政黨，其國際政策部門主管奧利弗（Oliver Schroder）接見，他才三十歲出頭，他向我強調他來自西邊，指外界對「左派黨」有錯誤印象，而他們最不高興的，就是傳媒經常大肆描繪該黨來自東邊的成員只懂一味緬懷前東德時代，大有要求走回頭路之勢。

「我們的成員沒有這種態度，而我們所主張的乃是社會民主主義，並否定前東德的獨裁、專政。但我們應要追求怎樣的民主？如果沒有社會主義，又如何談民主自由？」 他確實點出了問題的所在。儘管在二十週年，德國政府向外界描繪出美麗願景，但統一後的二十年來，社會貧富差距越益嚴重，而柏林東邊更成為重災區，這令到來自東邊的知識分子感到迷惘，當年他們搖旗吶喊，要推翻專制統治，可是卻未完全準備要擁抱西邊的資本主義，現在他們自嘲是邊緣一族、迷失一代。 當年的「新論壇」成員以及其後改組為「聯盟九零」（Alliance 90），都因未能百分百認同西邊放任的市場經濟，結果與「綠黨」合併，要求民主自由，也要求社會主義。這是前東德反對派的寫照，他們在統一的德國繼續擔任反對角色。

事實上，不僅東邊的人，西邊的人也開始關注公平的問題。我在柏林坐電車往東邊去，從繁華的市中心亞歷山大廣場（Alexanderplatz）一直到東邊的盡頭，越東越破落，越荒涼。有不少空置的工地，儼如廢物場。自柏林圍牆塌毀後，東邊的工業亦隨著萎縮，缺乏競爭力，前國營企業逐一關門，即使給私有化的，也搬到西邊去，又或給西邊企業吞併。統一後東邊更有接近二百萬人口遷走，出生率亦大大下降。今年德國捲入金融海嘯，東邊人口急速萎縮，到處是荒涼之景。東柏林的雙位數失業率是全德國之冠，而工資也低於西邊百分之二十五。

東西德融合仍需時間

我在九零年認識安格·勞爾（Anke Rohl）一家，她當時才七歲，現在二十七歲，她為了一份兼職工作，搬到較近市中心的地區去，而她父母則提早告老歸田，回家鄉過著較柏林便宜的生活。

她入不敷支，靠支取政府的補助金過日子。十一月九日前兩天，她坐友人便車跑到波蘭邊境去遊玩。她對二十週年慶典感情複雜，她成長在東邊Honow地區，如今成長之地面目全非，鄰居也經常不同，她對該地區已失去歸屬感，並迷失於時間與記憶裏。

想不到年輕的安格，竟與年長的一代同樣有失落的感覺，雖然她不否認統一為東邊的人帶來大量機會，但融合仍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二十年的時間並不算長。

宋士杰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期(清代嘉庆年间),在风景如画的江南,有三个数学家:焦循、汪莱和李锐。他们经常聚会在一起,时而苏州园林,时而扬州瘦西湖畔,讨论数学问题。由于当时天文和数学是不分的。他们的谈话内容,自然也涉及到斗换星移,日月更替,风云雷电等天文自然现象,故后人称为”谈天三友”。

一百多年过去了,到二十世纪中期(1954-1955),北京大学中文系有三名年青大学生,他们每当晚饭后,时而在美丽的未名湖畔,时而在校园西面的田边地头(当时校园西面全是农田),谈论着”人”的问题,姑妄称之”谈人三友”吧。这三个人就是刘绍棠、任彦芳和我。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所谓”谈人”,并不像现在,一谈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那时是绝对不敢的),也不是东家长西家短地在”嚼老婆舌头”,议论学校或班里的人和事。我们所谈的都是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更为现实点的是刘绍棠小说中的人物。记得有一次,谈到女人怀孕后胎儿在母腹中会不会动?争论十分激烈。有说会动,有说不会动,相持不下。我说:咱们班的女生有的是生过孩子的,问问她们不就结了吗?后来绍棠这部小说出版了,果然写了女人怀孕胎儿动的细节。不知是请教了哪位高人。

在我们这三个人中,刘绍棠已经是有点小名气的作家了,他的一个短篇<青枝绿叶>甚至于选入了中学语文课本里。任彦芳也有小诗和搜集或自编的民歌发表在报刊上。数我最不济,只在中学墙报和油印刊物上发表过所谓的”小说”。但是那两位却对我十分尊重。尤其是刘绍棠,一口一个”宋大哥”,好像把我当成了水泊梁山聚义厅里的宋公明了。

其实,我也并不自惭形秽,刚入学就窃取了班内重要职务—班长。绍棠是总干事(相当学生会主席),好像班级大权落到我们弟兄手里了。其实不然,真正有实权者是张钟(党支书),党领导一切嘛。大概没有多久,我们两个也被双双罢免换人了。另外,谈人的日子也并不长。首先是彦芳因病休学。(四十年后才知是装病,目的是搞社会调查,写作)后来是绍棠转到了丁玲办的”文学讲习所”。这个”谈人三友”小集团,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劳燕分飞矣。

文学讲习所在地安门附近,每逢休息日我就去那里找绍棠,两人还是谈起来没完。一年后,任彦芳又回到北大,出溜到55级。我们两人又恢复了谈”人”的生活。可是不久就到了可怕的1957年,谈人的话题自然也转向当前形势。现在回忆起来,我们这种非组织活动,还真起了好作用。因为我俩有相似的背景,那就是对共产党感恩戴德:”没有共产党也没有我们的今天”。记得任彦芳说过这样一句话:”谁要反对共产党,我就拿刀跟他拼命”。反右斗争开始之后,我们又对那些很有才华的老师和同学被批判十分同情,觉得对他们的批判不公。因此就对运动采取了消极的态度。尽量不参加批判会和有关活动,尽量不和那些积极分子们接触(当然也不与那些被批判者接触)。犹如文革时期的所谓”消遥派”。彦芳就拼命写诗,我则到图书馆善本室里抄<金瓶梅>,(这里顺便感谢一下:给我开介绍信的张相儒老师和那个和蔼可亲的管理员王老师)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就这样躲过去了。五七年的一年的成绩:彦芳写了上万首的诗稿,我获得了全本自抄本<金瓶梅>和半本<聊斋志异>。

按下任彦芳不表,回头再说刘绍棠。我与绍棠在北京最后一次相见,大概是五七年底或五八年初,好像是在团中央一个会议室里。他已经带上了那顶帽子,就要被遣送回家乡了。我们相对无言,只能互道珍重。但他给我的印象是一幅笑脸。这张笑脸伴随我近二十年,一直到文革结束,我们才在府右街光明胡同15号再次相会。

古语云:”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用在绍棠身上好像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但事实却是如此。他确实羅了一场大祸,但是也真获得了大福。这二十年来,他写出了好几部长篇小说,买下这处幽静的四合院。生下三个如花似玉的儿女,而且个个聪明能干,他还养了一个很富态的身体。仍然是那样谈笑风生,乐观向上。我们一见面自然又引起”谈人”的话题。不过这次真的谈起党和国家领导人了。我们谈的最多的是胡耀邦同志。谈起胡耀邦,绍棠总是充满敬佩和感激之情。他讲了许多这位党的领导人和他交往的故事,都十分感人。我和胡耀邦本人并无任何联系,只在台下听过他几次讲话而已。但是对他的印象也是非常之好。这又使我想起了一段往事:大概是1956年吧。当时系里传达说,胡耀邦同志要从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中聘请个文学顾问。当时我心想:什么”文学顾问”,不就是跟着首长提包的秘书吗?如果系里找到我,该如何回绝呢。后来没有了下文,原来从高年级找到了一个。这个人后来表现极差。文革中上窜下跳,批斗胡耀邦同志。吕乃岩和绍棠都给我讲过这事。我们都为北大学子中出了这个败类扼腕。1961年我初到乌达煤矿时,人事处长找我谈话,要我到局长办公室里当秘书。当时非常恼火。心想:相当年胡耀邦要秘书,我还不想干呢? 现在给连芝麻绿豆大的官都不是的当秘书,岂有此理。可是在人家”一亩三分地”里,咱是敢怒而不敢言呀。幸好我这个秘书还真不合格,只好到中学当我梦寐以求的教师了。

光明胡同15号多次相聚,绍棠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今天我管你饭”。投桃报李,我做的最多的事则是:给孩子们照相。绍棠三个孩子,一个比一个漂亮。儿子文雅秀气,很像个女孩。甚至用”如花似玉”形容一点也不过分,而且聪明能干,学业有成。大女儿不但长得好,而且特别会照像,我至今仍保存她的一幅照片,当时如果我在北京开照相馆,肯定会把它放在橱窗里做广告。小三长得也很漂亮,但不会照像,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使尽了摄影技术的种种解数,总未能给她拍出一张满意的照片来。这个小女儿是学中医的。医文同源,这大概受到学中文的父母基因影响吧?她肯定会学业有成的。

为了避免干扰,专心进行写作,绍棠搬到一个秘密所在。我也怕影响他的写作,也没再去看他。从九一年起我到上海编<通汇>,一直很忙,也顾不上去北京看望绍棠了。直到这项工作临近收尾时(9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翻看了绍棠的一本散文集。其中说到对于京剧的爱好,甚有同感。因而又想找绍棠谈谈自己的感想。当时我想:后年就是北大百年校庆了,待校庆聚会时,再去看他吧。不曾想春节刚过,就得到了绍棠去世消息,我心中悲痛至极。

回过头来再说任彦芳。当我知道彦芳休学是装病时,我才觉得他真是绝顶聪明。我们老老实实地学了四年,却很狼狈地被逐出师门,而且大都分到自己本不愿意去的地方。他却稳稳当当的在北大混了六年,毕业时又分配到自己理想地方和单位,多么幸福呀!至于他后来那些倒霉的事,则另当别论了。对于任彦芳的遭遇,我用十二个字概括:风波不停,官司不断,写作不辍。从而使得他的生活极不安定,然而他的成就又是十分卓著,这也应了评说绍棠的那句话:”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矣。彦芳是作家,而且又是记实文学作家,他如果把他的不平凡经历写出来,肯定是十分精彩的,我们期盼他的大作也走进<五四通讯>来。

对于我和彦芳之间友谊,可用四个字形容,那就是”绵绵不绝”。天长日久有时尽,此谊绵绵无绝期。从大学一年级(按任彦芳日记载,确切时间是1954年8月30日)开始,一直到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之间的联系,好像从未间断过。甚至他那到处的”家”:不论长春拥挤不堪的斗室,还是他在石家庄”霸占”的官宅,抑或在北京评剧院借用办公室和仓库的临时住房(不应说临时,他一家子着实住了八、九年),直到现在他那五十多平米的单元楼房,都曾留下了我的足迹。都曾受到过他的家宴款待。

我北大毕业分到内蒙,流落边疆二十四年,与彦芳书信联系也从未间断过,因而他的行踪和去向我一直是清楚的。毕业后第一次相会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而且又是在一个特殊的地方。1967年夏,北京正处于十分混乱的状态。我也凑热闹到了北京。有一天,在大街上遇到几个带着红箍的人,上面写着”长影造反团”,我冒然问他们认不认识任彦芳?不料想,他们不但认识,而且任彦芳就是他们的头头。在他们的引导下,我在北影摄影棚里找到了彦芳。一个摄影棚里,睡了上百人,煞是热闹。我俩躺在地铺上畅叙别情,谈话的内容当然也离不开那个我们也不甚了了的文化大革命。

第二次相聚也是在北影。大概是1979年吧。是时动乱已经结束,正是全民学大寨、学大庆的时期。我临时抽调到煤炭工业部搞展览会,彦芳在北影搞创作。我们又有了畅谈的机会。有一次,我们约好去北大访友,可是到了10点多钟仍等他不来,我只好到北影宿舍去找他,谁知他正酣睡着呢,叫醒他后,他说:”昨夜忽然灵感袭来,写了一夜,刚刚睡下”。约定也只好作罢。这就是真实的任彦芳。

彦芳从长春迁居石家庄时,正值我从安徽调到河南出版社。当时我在编<文学知识>杂志,就到石家庄组稿,与他们全家再次相聚。并约彦芳为我们的杂志写了一系列有关电视剧的文章,这大概是他少有的具有学术性的文字吧。

任彦芳到北京后,我们联系和见面的机会更多了。这里讲个有趣的故事:大概是八七年初,我去北京开会,住在社科院招待所,晚上彦芳到招待所看我。我们谈啊,谈啊!不知不觉过了夜半12点,他要回太平桥,已经没有公交车了;留他住下吧,招待员说什么也不让住(没证件)。幸亏张炯就住在附近一幢高层建筑里,我们打电话把他们两口子叫醒,安排彦芳住下,这时已经是凌晨两点多钟了。

彦芳97年离休后，其创作如日中天，不仅仅十多卷本的《任彦方文集》陆续出版，一部部记实长篇也在不同的出版社付梓，他的《旅美日记》也在五四通讯里亮相了,愿他”重写青春,更上层楼”。

在長達八年的牢獄生活中，林昭進行了十分慘烈的抗爭，用她那柔弱之軀猛烈地撞擊著牢籠的黑暗，正義和邪惡間鬥爭的劇烈程度遠非外人所能想像。僅舉一例：林昭曾被二副手銬交叉背銬達半年之久！“從未為我減輕些，譬如暫時除去一副。天哪，天哪，這是真正的地獄，人間何世？”獄警叫囂“我不制服你這黃毛丫頭我們就不相信！”林昭在獄中“備遭摧折，屢被非刑；百般慘毒，瀕絕者數！”但她的鬥志卻更形高昂。除了殘留的林昭日記、信函外，感謝林昭的胞妹彭令範女士、同學張元勳先生，錄下了林昭獄中抗爭的點滴，使世人得窺一斑，或可推知全豹吧。誠如1978年5月4日《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撰寫的社論所說：“他們採取了野蠻的蒙昧主義和暴力鎮壓手段來踐踏科學與民主。……他們完全是一群野獸，把封建法西斯制度中的一切最黑暗最野蠻的暴力鎮壓手段，全部拿來對待無產階級和中國人民的精華。”

林昭入獄前的書信和寫作，以及在獄中墨寫和血寫的文字，尤其是用鮮血和髮卡主要書寫在撕開的白被單條上的數十萬字的上書、進言、聲明、論述、詩歌、散文等文稿，包括一百多篇的〈牢獄之花〉、〈提籃橋的黎明〉、〈思想日記〉等等，無不高歌著還我人權、還我自由。林昭以血作墨，手臂上滿布了取血的切口，以記錄下自己的思想、自己的鬥爭，付諸後人，為我民族。她的最後文稿是：〈歷史將宣告我無罪〉。坐穿牢底血寫數十萬抗爭文字，古今中外是否絕無僅有？如果那些文稿還存留於世，相當部分也仍被鎖在了有關部門的鐵櫃之中。據說林昭的專案材料有一房間，其中的四大箱甚至講要絕密封存五十年。現在人們雖只看到些殘缺不全的劫後餘物，那個“大寫的人”也已巍然站立於前。激揚文字搏擊專制，“不自由，毋寧死”的浩然正氣誠力透紙背，高山仰止令人肅然起敬。

反右前林昭就在《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北大校內刊物等處發表過不少詩作。在獄中她更書寫了很多今體、古體的悲憤詩和明志詩，例如：“啊，大地／祖國的大地，／你的苦難，可有盡期？／在無聲的夜裏，／我聽見你沉重的歎息。／你為什麼這樣衰弱，／為什麼這樣缺乏生機？／為什麼你血淚成河？／為什麼你常遭亂離？／難道說一個真實美好的黎明／竟永遠不能在你上面升起？”對這些問題她回答和感歎道：“狐鼠縱橫山嶽老，脂膏滴瀝稻粱貧。”、“劫裏芳華不成春，秋風秋雨愁煞人！”、“憂樂蒼生夙願真，壯懷激烈照天陳。／吞氈誰復思侯漢，蹈海我終不帝秦。”、“祗應社稷公黎庶，哪許山河私帝王？／汗慚神州赤子血，枉言正道是滄桑！”林昭進一步高義明志“愁不能輟，憤不忍說／節不允改，志不可奪／書憤瀝血，明志絕粒／此身似絮，此心似鐵／自由無價，年命有涯／寧為玉碎，以殉中華”！這些詩句雖不是引自林昭妹妹的文章，但它們是切合林昭的思想軌跡的：“枉言正道是滄桑”、“蹈海我終不帝秦”！自己雖已命如遊絲卻仍心宇浩茫思祖國悲人民，那氣吞山河的愛國主義之激情，那攝魂奪魄的寧為玉碎不作瓦全之誓語，詩中的“帝王”能不害怕？人言燕趙多慷慨之士，弱女子林昭卻以她的吳儂軟語唱出了黃鍾大呂。且聽她另一首用血寫的詩作“將這一滴注入祖國的血液裏，／將這一滴向摯愛的自由獻祭。／揩吧！擦吧！洗吧！／這是血呢！／殉難者的血跡，／誰能抹得去？”以血明志，熱愛祖國，憂懷蒼生，悲憤交加呼天搶地，這境界當已高過關漢卿的“枉作天，難為地”之責問了吧。在萬馬齊喑的可悲時期發出如此鏗鏘之聲的能有幾人，真個是我以我血薦軒轅，為我中華文明！若把林昭比竇娥，義沖雲霄的浩然之氣豈竇娥血濺白綾之冤氣可以比擬。

北大教授錢理群先生（當年和林昭同在中文系新聞專業，但低了二級）在評論他的充滿理想主義的學姊時，稱頌她是受難的殉道的聖女。確是，在林昭的血書中一方面沸騰著青春熱血的激情反抗，同時也沉積了深邃透徹的理性思考。例如，林昭提出自由“是一個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體，只要還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實而完整的自由”、“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樣不得自由”。林昭設問“身受著暴政奴役切膚之痛再也不願意作奴隸了的我們，是不是還要無視如此悲慘的教訓，而把自己鬥爭的目的貶低到只是企望去作另一種形式的奴隸主呢？”、“即使在中國這麼一片深厚的中世紀的遺址之上，政治鬥爭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較為文明的形式去進行而不必定要訴諸流血呢？”她的回答是“自由的性質決定了它不能夠以暴力去建立，甚至不能以權力去建立”。於是，我們在顧准之外看到了另一位先驅者，戴著右派帽子的顧准比林昭晚6年被迫害致死。先驅者在身受空前的暴力摧殘之時，卻反對以暴易暴。為了全民族能獲得完整的自由，林昭把自己的血獻在了祭壇上，但是她不希望別人再流血。這具有何等崇高的人格力量和偉大的思想價值呵。或者用林昭自己的說法，“這是有一點宗教氣質──懷抱一點基督精神”的，她把自己稱作“奉著十字架作戰的自由戰士”。

我們這個國家昨天今天明天直至長遠，需要壯士烈女，需要刺殺吳王僚的勇士專諸，需要起兵蘇州帶走八千子弟的力拔山兮氣蓋世的項羽，需要擊鼓抗金的梁紅玉，需要抗擊權奸“九千歲”的“五人墓”中的義士，需要奔走呼號反抗清王朝的顧炎武，更需要“大陸青春代自由戰士”（林昭自稱）的林昭。因為“以死抗爭有時反能產生震撼靈魂的效果”（巴金語）。林昭清楚她面對的是殘暴的鎮壓機器，她曾向探監的母親說過“他們是不會放過我的，我一定會死在他們手中！”但她“我就是要去碰，我相信成千上萬個雞蛋去撞擊，這頑石最終會被擊碎的！”是的，頑石是能夠被擊碎的，君不見朱元璋、在蘇州稱王的張士誠、還有李自成、洪秀全，這些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的頑石，不是或子孫或本人就轟然倒塌了麼，因為他們只是“另一種形式的奴隸主”。魯迅先生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樑。”若儘是膽小謹慎明哲保身苟且偷安的芸芸眾生，倘遍佈歌功頌德趨炎附勢寡廉鮮恥吮癰舐痔沐猴而冠的奸佞小人，這個民族早就趴下了。

1957年5月19日，北京大學校園裏出現了全國第一批幫助黨“除三害”的大字報， 其中沈澤宜和張元勳合作的政治詩〈是時候了〉吹響了“五一九運動”的號角。在這之前，林昭是個熱愛共產黨的用功學生。她不像譚天榮、劉奇弟、張元勳那樣尖銳，林昭和我們這些後劃的右派分子都有一個認識過程，這也是個“組織性和良心的矛盾”過程。開始時我們接觸到那些從未聽到過從未看到過的話語，震撼得靈魂出竅，陽光下竟還存在著如許陰影和醜惡，叫人不得不去思考。不過對劉奇弟的揚白幡以招魂等過激形式，當時我實難接受、甚為反感。很快地，周圍一些朝夕相處的同學受到了相當粗暴的很不講理的批鬥，他們被說成了別有用心，這叫我們難以接受，就像林昭所說“我們不是號召黨外的人提意見嗎？人家不提，還要一次一次地動員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麼又勃然大怒了呢？”還沒容我等緩過氣來，那些同學就被說成了敵人，敵人可不是鬧著玩的，怎不叫人發急，林昭的日記上出現了“黨啊，你是我們的母親，母親應當最知道孩子們的心情！儘管孩子過於偏激，說錯了話，怎麼能說孩子懷有敵意呢？”我們的日記上記的都是發自內心的肺腑之言，不像《雷鋒日記》那樣是寫給別人看的。即使那些同學說錯了話，年青人犯錯誤上帝也原諒的，為什麼我們偉大的黨對“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如此往死裏整，世界之大就容他們不得？

在我們自己被劃為右派分子之前，我們的主要“問題”是為被劃者爭發言權，不贊成那種蠻橫的、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勢壓人的圍攻群鬥。毛主席不是說讓人講話天不會塌下來嗎，不是講毒草只有讓它放出來才能鋤除之以肥田、既教育本人又教育大家嗎，為什麼不讓人家講話？不是講他老人家也有幾個右派朋友嗎，怎麼我們一接觸右派同學就是立場問題？《人民日報》6月10日社論〈工人說話了〉，工人當然可以說話，但我們學生也可以說話呀，而且老實講一般工人說不出那樣的話來，顯由他人捉刀……。這些話很快就沒法公開說了，只能寫在日記上，或私下裏發發牢騷。它們是否被告密，不得而知，反正整個反右運動是黑幕操作。

於是，我們就像林昭的要好同學張玲所言“不識水性卻膽敢弄潮，立即陷於沒頂”。此時，林昭給妹妹的信中說：“當我加冕成為‘右派’後，你是無論如何也不能體會我的心情的，我認為我熱愛黨的程度是壓倒一切的，沒有任何事物可以與之相比擬。我不能忍受它對我的誤解，而且誤解得那樣深。維繫我的一切全垮了，比牛虻不信蒙泰里尼還慘……”。我沒有在林昭妹妹的回憶文章中看到過這封信，我相信它是林昭的親筆，即使為他人冒作，那也確切地表述了我當時的心情。我也產生過和林昭相似的自殺之心，是我那不識字的媽媽用她溫暖的雙手拉住了我，使我推遲了十年才付諸行動。戴帽以後，我這個鬚眉濁物甚為慚愧，遠不如林昭那樣義無反顧勇往直前以命相拼了。也許畢竟我原是學生團總支書記，受黨的“教育”多了些？驟然重擊下，茫然失去了自我。鋪天蓋地，泰山壓頂，時時處處人人都在聲討著右派的狼子野心，報紙廣播大字報所有的媒體都在述說著右派得逞將臨亡黨亡國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可怕局面，我是否在客觀上幫助了社會上的右派？無休無止的檢舉、揭發、批判、鬥爭，還有反省、檢查、交代、認罪，我是否也確實錯了？既然不死，總得給極度躁動的靈魂找個安頓。雖然我覺得即使是同學中的“極右分子”，他們的話也不無道理，我只得用“不瞭解情況”來糊弄自己。至於對我自己，始終覺得自己是共產黨的基本群眾，絕不可能反黨。我怎麼來欺騙自己呢？只得強按下良心的抗爭，用組織性來壓服自己。組織上把我劃為右派，總是有它的道理的。於是我往下掘地三尺往上追溯三代（可憐我只能上挖一代，我早年喪父，父親過世時是個不識字的工人，壓根兒沒見過祖父，升斗小民更不會寫有什麼家史，除了聽說祖父是小學堂打鍾人外不知道其他情況），可是挖來挖去我找不出自己反黨的緣由哪，找不出不符合毛主席教導的行動啊，老天爺你幫我製造製造吧！不說了吧，這是寫紀念林昭的文章。我只是想留給世人以林昭戴帽前後的另一戴帽人的心路歷程，以作參照。長歌當哭，以祭林昭。

林昭是受難的聖女，劉奇弟等人的遭遇也十分慘烈。在遭看押前劉奇弟曾說過“我是遵照著我的良心和情感做事……什何勉強的分析都將是教條和生硬的”。也許是老天爺沒有假劉奇弟以時日，也許是學物理的人稍欠文才，劉奇弟的遺作寥若晨星，叫人如何宣揚他。更主要的是否是，劉奇弟的同學也都是學物理者，也許是不會寫、不敢寫、甚至是不願寫、不肯寫出什麼來。陳平原先生在《老北大的故事》中說過大意如下的話，理、法二院對老北大可能意義更形重大，但是出盡風采的是文學院和文科師生。我無意貶抑林昭的高大形象，不過出於同一緣由進行了殊死鬥爭而走上不歸路的北大右派學子尚有多人，他們同樣值得憑弔。安息吧，我的苦難的右派兄弟姊妹。中國知識份子是否一向命蹇時乖？主體雖是工農，誰來宣傳、鼓動、組織、領導工農？井崗山時期打過“AB團” ，槍殺了大批自己人，連胡耀邦都雖未死也脫了一層皮，他自己說原是個“小胖子”身心交瘁就此被整成了“小瘦子”。延安時期更是主要針對青年知識份子發動了“搶救”運動，多達80％的投奔革命者被打成了國民黨特務，韋君宜在她的《思痛錄》中記述說她和她老公楊述差一點兒就送了命。不幸的是，後任中共中央華北局宣傳部長的楊述，反右期曾是北大物理系的工作組組長，楊組長劃定了多少北大右派？筆者則是楊組長親筆劃定的最後一個右派，黑名單上緊挨著我的下一同學，倖免于難沒被戴上右派帽子，二十二年後戴上了院士帽子。楊述先生的手上是否沾有劉奇弟的血跡？作為過來人，他真的認為我們這些青年學生要反黨？為虎作倀的楊先生自要負責。然而他又能負多大的責任？至少不是始作俑者。他只是那部機器的操作者之一，投人者不往裏投人，自己將被投入。悲哉，中國知識份子。

我總認為，倘若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受到了遏制，就不可能肆無忌憚地在1958年推行大煉鋼鐵、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也不會導致1959年以指定彭德懷、張聞天等黨內功臣為反黨分子起始的反右傾整肅，並加劇了1958年已經開始的饑荒。三年的全國大饑荒，赤地千里，餓殍遍野，據李銳在其《廬山會議實錄》（1995年1月河南人民出版社）第334頁所提供的資料，當可推算出1958年起三年內中國的人口淨減了五千三百萬，即使不考慮那之前的高出生率，全國餓死了多少萬人！饑荒尚未完全結束，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的勉強檢討話音方落，又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並被反復強調成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然後是“四清”、清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接著響起了以批“海瑞罷官”為領唱的一片批判聲，已經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了，終致暴發了“無髪（法）無天”的十年“大革文化命”。這一切，難道不都是反右派運動的必然延續？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就沒有消停過。1957年以前的事情，也許可矯用鞏固新政權之需來解釋，不過思想領域的批判尚只限于高層知識份子，而且沒有忘記第一個五年計劃制訂的經濟建設。1957年，批判的武器終於蛻變為武器的批判，露出了崢嶸。意味深長的是，彭德懷元帥在1957年是堅決主張反右派的；1958年則由其主持鬥出了以粟裕大將和另一位國防部副部長為首的“反黨宗派集團”，並迫使劉伯承元帥掛印而去；一年後他自己竟也落到了十分悲慘的境地。這也從另一側面證實了林昭的先驗“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樣不得自由”。

其實在1957年之前，1955年的反胡風集團及其延伸“肅反”運動，已經在全國範圍內對特定人群作了“反右”式演習，斷章取義、無限上綱、指鹿為馬、無中生有等等十八般武藝都搬出來操練了一番，以備二年後使用。我們在北大也經歷了“肅反”，但它沒有傷及北大元氣，畢竟這裏不是作家協會或政府機構，學生們的年齡也夠不上當“胡風分子”或“舊政府人員”。中國知識份子往往以山野之心度廟堂之腹，無能無奈而且輕信。1957年春，我們聽到了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傳達，毛澤東提出了“人民內部矛盾”新概念，強調了要堅決貫徹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早在1956年4月已提出文藝上要百花齊放，學術上要百家爭鳴）以及（中共和民主黨派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等方針。它也是個助黨整風的動員報告。於是引發了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雖然同在1957年2月已密令各級黨委要密切注意知識份子的動向。4月27日中共中央下發了〈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指示”說，鑒於執政黨內某些人的表現，有必要在全黨進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整風運動，主題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方法是和風細雨。於是黨的各級組織和各個部門竭盡全力要人“鳴放”。4月30日到5月中旬，毛澤東還親自多次邀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座談，號召他們對黨和政府的缺點錯誤，大膽提出批評建議，以幫助黨整風。於是我們這些少不更事的北大學子無不歡欣鼓舞，早就模糊了“肅反”情景，躍躍欲試著響應黨的號召。誰知，距2月27日不到3個月的5月15日， 毛澤東就下達了“發給黨內閱讀”的〈事情正在起變化〉，首現了中國式“右派”稱呼，並說“在民主黨派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他們正在興高采烈。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5月18日周揚即按此文佈置了文藝界的反右。教育界更是在劫難逃，北大則首當其衝。陷阱已經挖好，虛“席”以待，就等著5月19 日北大的傻小子們來跳了。林昭雖沒有立即跳進去，但是陰森的“陽謀”仍在繼續著，她在良心的軀使下終於跳了下去，並且送了命。

“引蛇出洞”後的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再發指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同日，《人民日報》刊出毛澤東起草的〈這是為什麼〉，正式向全國發佈了攻擊右派的號令。至於6月19日公開發表的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通篇的主旨已和早先大相徑庭，加進了判別香花毒草的六條標準，出現了引蛇出洞、“陽謀”等等說法。7月1日《人民日報》刊載了毛澤東撰寫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公然聲言反右派是搞了“陽謀”，“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這就是“反右”和包括“肅反”在內的1957年以前歷次運動的不同之處，耍了“陽謀”！

據說北大當年有八千人員，不管是抓了699個右派也罷，是抓了1500個右派也好，都已超過了毛澤東原先規定的5％的右派比例。這些右派分子到“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的偉大領袖殯天後的1979年都獲得了平反。不是“摘帽”是“平反”，或曰“改正”，也即北大黨組織承認當年搞錯了，全錯了。其實全國又何嘗不是如此。但是死者已不能複生，逝去的青春也不再回來，還有風氣的惡化，誠信的缺失，良心的扭曲，道德的淪喪，人心的崩潰，……，豈一紙改正書能夠挽回。林昭這樣的棟樑之材則被奪去了為國效力的生命。更為莫名的是，一個個右派分子雖說是抓錯了，但是反右派運動仍是正確的！還有比這更荒唐更可怕的說法嗎。可怕之處在於，倘若肉食者們再搞個什麼運動，隔了多少年後繼承人也是給苟活的受害者和冤死者家屬一紙改正書，輕描淡寫豈不又是什麼事也沒有了！八國聯軍、侵華日寇、反右派運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傷害北大最烈的四大事件？可憐的北大。隱藏並篡改自己的歷史，更是和最高學府的地位及作用極不相稱，可悲的北大。文天祥稱頌過秉筆直書的“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如今的北大呢？都即將進入21世紀了，用董狐那樣的筆“實錄” 下百年校史，不見得一定會像成百上千年前的封建“史官”般送命吧。至少是不能造假。史實有道是薪火相傳，永不熄滅，林昭不死！

“陽謀”踐踏了中華民族的道德底線。中國歷朝歷代講究“君無戲言”，用國家的名義誘騙人民“引蛇出洞”實聞所未聞。朝野皆知，誠信乃社稷之本，夫子曰“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即使就經濟言，長達21年後直到1978年，雖然該年還進口了21億美元的糧、棉、油（佔進口總額的五分之一），但中國的人均糧食佔有量仍大體停留在1957年的水平，人均棉、油佔有量則低於1957年的水平。對1978年前的國民經濟，中共中央講是“已瀕臨崩潰的邊緣”。就社會整體說，1957年的陰霾飄蕩至今沒有逸散吧，君不見貪官酷吏遍宇內、社會道德大淪喪，馬克思說“統治階級思想是統治思想”，悲夫。民族悲劇一幕幕綿延，總未得清算。巴金預言“凡是忘掉過去的人註定要重蹈覆轍”。陸定一臨終前曾懺悔“我們的宣傳部那許許多多年的工作，還不是整完了一個人再整一個人。”但他沒有講述對任一個人的整人經過或手法。記得1957年春，陸定一曾到北大開學生座談會，號召我等要不怕撤職、不怕開除、不怕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五不怕”，以幫助黨清除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除三害”（號召我們學生是幫助党“除三害”，而非幫助黨“整風”）。後來得知，“五不怕”並非陸定一的創造，他只是鸚鵡學舌進行傳達。作為中共中央宣傳部長的陸定一雖非織網者，也是下網者之一吧。“文革”伊始他自己也被罩進了羅網，身受其害，“十年浩劫”期結束，出獄後則垂垂老矣，終於說了些差強人意的話語。

要說，一些右派分子顯然存在著性格上的缺陷，也非人人品德高尚。至於改革開放以來，原先的右派帽兄們更是發生了分化，吃一塹長一智，有的人急於翻身，識時務者飛黃騰達了。例如，有人準備紀念一下反右三十周年，據說參加籌備座談的二位先生予以了報告，導致方勵之（北大物理系畢業生）等三人被再次開除出了共產黨。後來，二位先生大大的升了官。長江截流日，有人在廬山頂上目睹了八輛小車夾一輛中巴載著“國家領導人”進行“視察”，好不威風。另一位則在1989年夏秋之交，第一個以“國家領導人”的身份在全國政壇上譴責了反革命暴亂。

去歲仲秋時節我和老伴再去祭掃了林昭的墓地。墓在蘇州靈巌山南麓安息公墓老區最高層的左端，占地約二平方米。半米多高的墓碑正面刻著“林昭之墓”，背後節錄了林昭遺詩“自由無價／生命有涯／寧為玉碎／以殉中華／林昭  一九六四年二月”。墓左側的翠柏已經成蔭，右側為其父母合葬處，左後緊貼的香樟樹長高到八九米了，四周皆濃綠遮天。墓後漸去漸高的靈巌山坡亦鬱鬱蔥蔥，間或染雜著點點鵝黃嫣紅。如此清靜幽雅之地，林昭在天之靈當會覺得還是故鄉美吧，儂（吳語，即“你”）本潔來還潔去。中國佛教蓮宗（即淨土宗）十三祖印光法師、及其弟子“文革”期護法園寂的靈巌寺方丈妙真法師（1959年林昭曾在靈巌寺養病小住，期間和妙真方丈多有酣暢淋漓的交談）之舍利均安臥於靈巌山間，林昭有高僧同行亦可稍解寂寞吧。荊妻奉上山花一束，心香一炷以祭奠墓中烈女子，余默立碑前對這位我們二家舊居相距不足百米的同鄉兼北大同學能說些什麼呢？於無聲處聽驚雷。斯時，雨絲飄忽，秋風肅殺，勾想起了另一位先烈就義前一刻寫下的詩句“秋風秋雨愁煞人！”秋瑾和林昭，一居西子湖畔一宿靈巌山麓，得天地之靈氣，升人間之正道，為山河壯色，替民族增彩，偉哉女中豪傑，“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

1907年7月15日，33歲的鑒湖女俠被公開殺害於紹興軒亭口。全國大嘩， 各式報刊包括外電，立即加以報導，繼之以評論、唁文、挽聯、通電、抗議、譴責、追究責任，秋瑾的年表、演講、詩文、照片、墨蹟等等也湧現了報端，接著出現了大量歌頌秋瑾的詩歌、小說、戲曲。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秋瑾遇難後不足百日，山陰縣令自縊身亡；紹興知府屢圖調官而被各地抵制，只得改名換姓；浙江巡撫不久也抑鬱而死。秋瑾就義後四年清王朝覆滅。林昭被秘密殺害後十三年，媒體才在長篇報導審判“四人幫”時舉例而首次講述了幾句林昭事。當年評說秋瑾“自由為彼而生，彼為自由而死。”六十年後36歲的林昭也“彼為自由而死”了。秋瑾自是我們古老民族的偉大英雄。然而那時，清王朝已搖搖欲墜朝不保夕，國人皆曰可殺宮裏的那個老太婆。林昭進行抗爭時，個人迷信方興未艾，金輪冉冉正在上升，當其時有幾人的認識能有林昭那麼深邃？更可貴的是又有幾人能有那麼堅定的鬥爭勇氣？就這一意義上說，林昭當已超越了秋瑾吧。

掃墓途中遇一幹部一工人，和林昭素昧平生卻也來探謁其墓。聽山間農婦紹介：曉得的，北京的大學生，作孽喏，年紀輕輕標標致致還沒成家呢，冤死的；經常有人來上墳的，上星期還來了一批學生仔。是呵，民心不可欺，真所謂“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哲人康得講“我不能說違心的話，但我可以不說話。”林昭沒有說違心話也沒有不說話，林昭沒有不說話更沒有說違心話，在那個風雨如晦的年代，這需要何等堅硬的骨頭，何等堅定的信仰。1962年林昭曾保外就醫八個月，在那樣的高壓氣氛下她寫信給陸平（“一二九”運動時的學生領袖，中共地下黨員，1958年春接任北大黨委書記，後兼為校長），林昭仍還在、竟還敢責問校方不是像老校長蔡元培那樣去保釋學生，而是把大批右派學生送去監督勞動；更可貴的是她仍高昂著頭顱，以右派一員的身份堅決否定了反右運動，宣稱“要以最後一息獻給戰鬥”。旋被收監後林昭更形堅定地反對了現代造神運動，總說實話且不改口，堅持真理絕不妥協。木秀于林風必摧之，豈能容爾豈可容爾。林昭遭捕後5年才以“反革命”罪予以判決，是20年徒刑，再3年卻被改判死刑並立即執行，我猜想引用的是“文革”期新鮮出爐的《公安六條》中的“惡毒攻擊”罪吧，從重從快。林昭在獄中被宣判執行時，喉部勒著繩子、嘴裏塞進了錐形橡皮塞子，雙重措施以防她張口進行“反革命宣傳”，監獄當局膽小如鼠呵。沒有開庭審理，槍殺現場除了劊子手外別無他人。家屬事前不知道，後來也沒有看到遺體。林昭遇害後，有關部門卻上門向她母親索要了五分錢子彈費！使林昭媽媽驟聞噩耗肝腸寸斷猝然昏厥。要母親掏錢購買槍殺自己子女的子彈，狠毒如斯，誰言中國人缺乏創造力。1960年林昭被捕後不足一月，其父深感絕望而自盡身亡，在他認為家中最進步最有才華者被毀後“我們家全完了”；1968年林昭遭難後，其母悲情難抑且遭逆子虐待，多時躑躅街頭尋找愛女有如魯迅筆下的祥林嫂，終致栽倒在公交站點搶救無效故去；林昭妹妹後來中年赴美，艱苦奮鬥，現雖生活無虞，但孤身一人每每念及親人故土，未免深陷憂鬱悲切之中。嗚呼，家破人亡。

我想起了另一女子張志新，雖然她和林昭有相同的悲壯終極，然而她的覺悟比林昭遲、遇害比林昭晚、認識比林昭淺、才華比林昭低。張的要害是反對所謂“四人幫”，但她缺乏像林昭那樣透徹的民主和人權理念，以及被釘在十字架上用自己的血拯救世人的基督精神。我無意貶低張志新，只是不明白為什麼張志新被追認為烈士而林昭不能，就因為張是共產黨員？這是共和國的烈士，不隸屬於某個政黨。我也想起了又一個遭殺害的女子劉胡蘭，且不說“生的偉大死的光榮”的烈士紀念碑高聳入雲，下令和執行殘殺劉胡蘭的兇手早已伏法，下令和執行殘殺張志新及林昭的兇手呢！

林昭的大舅，曾任中共蘇州獨立支部書記，後於1927年在中共江蘇省委青年部長任上遭國民黨當局殺害。林昭的母親許憲民先生，少女時就追隨兄長投身大革命，是蘇州最早穿上軍裝的女子，抗戰期間被中央政府任命為敵佔區專員，因而坐過日本人和汪偽的監牢，後在“國大”代表任上幫助建立了中共地下電臺並聯絡提供情報等等，對大部隊過江頗有貢獻，最後則擔任了民盟蘇州市委常委和蘇州市政協委員。林昭的父親彭國彥先生，耿介孤高一書生。在此家庭耳濡目染，林昭很早就追求革命，也被列入過黑名單，後來報考了蘇南新聞專科學校（具短訓班和工作隊性質，實行“供給制”，因此林昭若還健在，將享受“離休”待遇），並激情滿懷地參加了江南土改，1952年她在日記中說“在心裏默念著我們偉大領袖──親愛的父親的名字，而寫下我的誓言。”直到1957年那張大字報出現之前，林昭一直是個接受正面教育的熱愛共產黨的進步青年。後來的反差實在太大了。1964年林昭在獄中，就她所受的革命家教作詩〈家祭〉說“三十七年的血跡誰複記憶？／死者已矣，／後人作家祭，／但此一腔血淚。／舅舅啊！／甥女在紅色牢獄裏哭你！／在《國際歌》的旋律裏，／我知道教我的是媽，／而教媽的是您”。不知迫害過林昭的袞袞諸公讀此烈士後人的詩文時作何感想。

1982年4月，林昭遇難14年後，這位烈女子才得以魂遊故里， 在父母墓旁安了個衣冠塚，距抗金英雄韓世忠、梁紅玉墓不遠處。又過22年，2004年4月林昭方魂兮歸來，骨灰入墓，總算是依偎到了母親的懷抱。骨灰盒中還放有原置於衣冠塚裏的林昭的一綹頭髮和生前用過的一方絲巾。林昭蒙難始自為張元勳等二同學的大字報〈是時候了〉受圍攻而打抱不平，她抗爭的是人人應有發言權。若干年前張元勳在張貼于網上的〈北大往事與林昭之死〉中說，當年辯論時林昭對黑暗中的詰問者高聲回答“我是林昭！怎麼？你又是誰？竟是如此擺出一個審訊者的腔調！你記下來！‘雙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收集在《林昭，不再被遺忘》書裏的同名文章中沒有“三十六”三字。也沒有下述的感慨）。張元勳在長文的末尾說“林昭在1957年北京大學的論戰中用‘雙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自報家門，她遇難之時正是三十六歲，罹‘口舌之災’，二者竟在她的名字的破解中不幸言中！”（三十六即雙十八，十字一豎插入八字成為木，因此三十六也可解構為雙木“林”。筆者無意採信推背圖式的讖語。1957年那個夜晚，林昭是否就自己的名字說過三十六那個數目，已成張元勳的孤證。張先生在正式出版物中未列入這一部分，是否表明他原先沒有想到“名字的破解”？）36歲的罹難者，36年後骨灰方入土為安，二個36了，筆者當否也引用張元勳網上長文的結語？“真可謂‘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信哉！如是我聞！阿彌陀佛！”

林昭的詩作已收入《北大風──北京大學學生刊物百年作品選》。選集中也有胡適、魯迅、朱自清、劉半農、高長虹、沈從文、汪曾祺等大家的作品。安息吧，安息公墓裏的林昭魂，人們不會忘記你。君不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浩浩蕩蕩前來向你致敬，跟隨你不是“以暴力去建立，甚至不能以權力去建立”一個“真實而完整的自由”中華。